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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神毗沙门到女妖美杜萨,唐代联珠人面纹的古希腊元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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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神毗沙门到女妖美杜萨,唐代联珠人面纹的古希腊元素(上)

2018-4-11 10:44|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181| 评论: 0
摘要: 法门寺地宫中的宝物与丝路战神毗沙门信仰有什么关联?联珠纹人物动物纹样,产生于萨珊波斯帝国(224-651年),根据近年考古发现,这一纹样的纺织品和壁画更兴盛于萨珊统治下的粟特地区(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 ...
法门寺地宫中的宝物与丝路战神毗沙门信仰有什么关联?

联珠纹人物动物纹样,产生于萨珊波斯帝国(224-651年),根据近年考古发现,这一纹样的纺织品和壁画更兴盛于萨珊统治下的粟特地区(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南部)。从北朝晚期到安史之乱之前(550-755年),联珠人面纹作为一个汉化的丝路舶来纹样,随着中亚粟特商队和使臣的脚步,进入胡人聚居的于阗、吐鲁番绿洲,又渡过敦煌玉门关,渗透长安洛阳受到皇帝公主们的喜爱。

中国境内联珠人面纹最著名的例子,世俗的有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571年)(图1);佛教的有安放佛骨舍利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石灵帐(708年)。

本文将通过上下两篇,讨论法门寺联珠人面纹与丝路战神毗沙门信仰的关联,并进一步追溯这一纹样的古希腊源头——蛇发女妖梅杜萨。

法门寺的联珠人面纹

联珠人面纹出现于安放佛骨舍利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是地宫中室石灵帐上石刻浮雕的图像之一。由于佛教的中国化,这件石灵帐是盛放舍利的器物,其意义相当于塔,所以法门寺铭文上才写“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指,将整个盛放舍利的石灵帐放置在塔下的地宫中。扶风法门寺,西距长安约120多公里,是大唐皇室经营的皇家寺院。铭文此处“舍利”就是指大唐皇室多次迎送供奉、遭来韩愈苦谏的佛骨(佛指舍利sarira)。

这个石灵帐雕饰华美,被放置在一个石雕的禅床上;外观呈竖立长方体,底面为正方形,由盝顶、帐檐、帐身、须弥座构成(图2)。帐檐双层,内侧刻有“大唐景龙二年(中宗李显,708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的铭文。帐檐与帐身之间的四面拦额部分,各雕七尊跏趺坐佛像,佛像下为灵帐“垂鳞”天盖与三角形和长条形幕边,再下为帐身,雕饰各种宝幡、璎珞,帐身内四面雕刻八大菩萨。帐身下分别为须弥座和禅床。须弥座高27.2厘米,座上边长95.2厘米,下边长104.4厘米。

联珠人面纹位于须弥座的束腰部分。人面纹呈正圆形,浅浮雕,为男子面相,肌肤饱满,形象较为写实。须弥座束腰四面各有七个人面纹,联珠状等距离排列,人面之间以立式流云纹界栏分隔,构成二方连续图式。联珠人面纹出现在石灵帐的须弥座上并非孤例,法门寺地宫前室的一座方形小石塔(舍利容器)的须弥座束腰部位也饰有联珠人面纹,塔身四面雕八大菩萨(图3)。可见这种图像的安排并非偶然随意,而应当是有经文依据。

地宫石灵帐雕于景龙二年(708年),由沙门法藏主持建造。法藏大师是武则天曾经推崇的佛教国师,俗姓康,是中亚粟特人后裔。他精通经律论三藏、梵语胡语,在其撰写的《大乘密严经疏》第四卷中曾提到八大菩萨。在一部由中亚大夏-吐火罗沙门弥陀山主译、法藏参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提到八大菩萨及其他神祇与舍利塔的关系,加持、护持佛塔的有恒沙诸佛、八大菩萨以及夜叉、四天王、帝释梵天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毘罗城大精舍中,与大比丘众无量人俱。复有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其名曰:除一切盖障菩萨、执金刚主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无尽意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而为上首。……应烧香相续诵此陀罗尼呪二十八遍。实时八大菩萨、八大夜叉王、执金刚夜叉主、四王帝释梵天王、那罗延、摩酰首罗,各以自手共持彼塔及相轮橖。亦有九十九亿百千那由他恒河沙诸佛,皆至此处加持彼塔……”

将上述经文的记述与灵帐图像对照,可看到佛居最上,中为菩萨,下为护法诸神,这一顺序与佛教神祇的等级顺序是一致的,联珠人面纹与夜叉主四王帝释等护法神相对应(参见图4)。而在护法诸神中唯一与人面纹有关系的,是四大天王中的毗沙门天王(Vaiśravaṇa)。笔者推想,石灵帐是粟特僧人法藏大师应武则天之子唐中宗的邀请所造,经文又依据中亚大夏-吐火罗僧人弥陀山和粟特僧人法藏译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出现粟特-于阗风格的联珠人面纹毗沙门天王就不奇怪了。

图4、经文与石灵帐图像系统对照图

从于阗到长安:毗沙门信仰入唐

毗沙门信仰在隋唐时期的欧亚丝路流传颇广,几乎跟联珠纹一样,从中亚直至日本都有踪迹可寻。在粟特胡人移居的于阗绿洲,说吐火罗语的尉迟(Vijaya)王族推崇佛教,同时毗沙门成为于阗建国护国神,种种神迹流传。斯坦因1907年在和田丹丹乌里克的唐代佛寺遗址,发掘了有毗沙门画像的壁画(图5)。已流传的“旧”毗沙门天王像,其榜题则直接写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如吐鲁番交河古城出土的一幅唐代麻布画,可见同样是粟特人聚居又信仰佛教的吐鲁番绿洲,毗沙门被广为信奉。

笔者观察到,唐代长安的毗沙门画像,直接由于阗国传来,史料明确记载是在唐玄宗朝,求取人是曾与吴道子齐名的大画家车道政(713-741年)。此据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相蓝十绝条·大相国寺第八绝”:“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于阗毗沙门在传入长安之后,进一步扩展成为克敌制胜的护军神,如唐密宗高僧不空(梵名Amoghavajra,705~774年)在开元天宝时期翻译的《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以及《北方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真言》。

学界一般认为,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种毗沙门新样,有别于“旧”毗沙门形象(图6、图7)。天宝元年,不空请毗沙门解安息之围的传说最为著名,以至于世人认为新样毗沙门出现是以此事为始。松本文三郎在其《兜跋毗沙门天考》一文中,对不空此事进行了详细考证。这种新样毗沙门传至日本后被称为“兜跋毗沙门”(图8)。事实上新样毗沙门确出于玄宗朝,但不是出现于天宝元年(742年),而应是更早的开元十三年(725年)。依据还是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相蓝十绝条”,记大相国寺第八绝曰:

“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明皇)令道政于此依样画(毗沙门)天王像,为一绝”。中晚唐(756-906年)以来,毗沙门信仰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唐皇室对密宗的崇信以及毗沙门的种种神迹密切相关。新样毗沙门从敦煌到长安洛阳、四川均有不少遗迹保存,尤其是四川数量最多,可能与安史之乱明皇逃蜀、四川僻居一隅避开了中晚唐几度战乱有关。在中国虽无“兜跋”之名,但这种新样却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大圣”毗沙门天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晚唐舍利宝函上,刻有一尊毗沙门像,其榜题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图9),而宝函另外三面浮雕着三位天王,则在南方、东方、西方之后直书其名,并无“大圣”二字。出自敦煌藏经洞、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74年)的毗沙门版画上,其发愿文及榜题明确写着此像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图10)。这说明至少在晚唐时,对新样毗沙门已有固定“大圣”名称。该版画发愿文也颇能帮助说明在毗沙门身上越来越浓郁的战神特质,在战火频仍、兵家必争的丝路要道敦煌,供奉毗沙门可保“国安人泰,社稷恒昌”:

“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佑。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季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

此处需要了解的背景是,曹元忠是割据敦煌的曹议金家族后人,曹议金是粟特人血统已经由北大荣新江教授考证落实(见2002年《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而且这个敦煌曹氏家族代代与于阗王族和吐鲁番的高昌回鹘可汗通婚,所以信仰毗沙门也算是“近朱者赤”吧。

松本文三郎将其形象特征概括为三点:

1、地天从地中伸出半身,两手支撑毗沙门天两足。

2、衣下襟外展,长达膝部,乍看似着外套形的铠甲,腰束带,长剑斜挂。

3、头高昂,戴着附有装饰的宝冠。

此外笔者认为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新样毗沙门的铠甲胸饰上配有人面纹,而这往往是研究毗沙门的学者所忽略的,有的虽然提到,但也是作为一般描述而一笔带过。人面纹的排列形式大约有单面式、双面式和三面式三种。

作者:王敏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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