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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人行读书会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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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人行读书会第10期

2018-5-3 17:10|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499| 评论: 0
摘要: 张正雄:关于对提婆达多的评价之联想 季羡林在《佛教十五题》一书中涉及到对早期佛教中一个重要人物(提婆达多)的评价:“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 ...

张正雄:关于对提婆达多的评价之联想

季羡林在《佛教十五题》一书中涉及到对早期佛教中一个重要人物(提婆达多)的评价:“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的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有才能有威望的杰出人士为什么被后世的很多人评定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不仅仅是佛教届的提婆达多,在历史上其他领域的“提婆达多”也可能为数不少。如何才能让后人看到这些“提婆达多”的真实面貌呢?当然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所有的反面人物翻案,而仅仅是为了使那些被历史歪曲了的杰出人物显露真容,让后代的人能从他们身上获取相应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充实正能量、造福全社会。

之所以会有前述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成王败寇”的观念定势。成功者皆为高尚者或优秀者,不断接受后人的无限“嘉奖”;失败者皆为品质低劣者或无能者,不断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或缺点。以项羽为例,项羽在楚汉之争的前期处于优势地位,自称“西楚霸王”,后期其势力锐减,进而被消灭,成为历史上的一位失败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项羽可谓不无欣赏,但是在对其失败原因的探查中明显夸大了他的缺点,比如:在鸿门宴上项羽的优柔寡断、幼稚天真的性格表现过于突出,这明显是对其性格的歪曲。他一度能够号令各路诸侯,凭借实力彻底击溃秦军,可见他绝不是那种天真幼稚的人。这里我们使用回溯法,即由现在回到过去,通过纵向对比发现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上有欠真实之处。

《孟子尽心下》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所谓的经典也难免有偏颇之处。尤其是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后世之人应该多参考各类书目,不偏信一家之言,并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一些具体评价才可能让自己看到一个真实的“提婆达多”。

陈锦航 书籍分享1:《耶稣也说禅》

本书是高级心灵鸡汤,作者走出了对于基督教的教条理解,宗教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被人利用的对象,而是一种右脑思维方式,是生活的艺术,耶稣与禅,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右脑。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右脑如同艺术家,他是非言语的,直觉的、观察的、具有空间性的、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大本营;左脑如同科学家;他以语言、线性、分析、逻辑以及符号的方式进行着理性思考,左脑的思考再严谨、再科学,也只是对右脑感知世界的复制!神与禅都是一种直接的体验,他们都属于右脑管辖范围,而恰恰耶稣与禅,又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多用右脑去感知世界。

耶稣是极有威力的上师,他唤醒了我们内在的那个潜伏的艺术家,并且教导了我们“内心的炼金术”。如同其它的艺术一样,“生活艺术”的目标并不是去改变外在世界,而是以创意及建设性的方法与它联结在一起。光是这一点已经是真正的奇迹了。
   
禅往往显现在街边最不起眼的凡人生活上,它使人在平实的生活里见到了生命的真谛。禅有系统地训练心去看这些事物;它使人从日常每一时每一刻的作息中见到最深的奥秘;它拓展了人的胸怀,让心在每一个脉动之间去迎接永恒的时间及无垠的空间。
   
因此,禅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诗情画意的疯癫世界,它是一个暧昧不明的地带,在这里知识变成了无知,愚蠢变成了智慧,软弱变成了坚强,真可说事事颠倒。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在这儿一点都用不上。
    
禅是一种创新视见的艺术,它把所有的问题彻底重新组合。禅说“当下即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会从崭新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充满烦扰的世界,这个不完美、痛苦、悲伤和污秽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涅槃。
   
情绪能量必须找到出口,自我厌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它如果转向内在,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地狱:上瘾、迷恋、强制、忧郁、暴戾关系、病痛等等。若是向外投射,它就变成了我们集体的地狱:暴力、战争、犯罪、压榨。
   
信心就像禅一样,它是无法被定义的。它与我们的心有关,与头脑的思维无干;它是一种右脑而非左脑的现象。信心是一种存在现象而非智力活动;信心与开放度、接纳度、信赖感及爱有关,却跟争辩及证实自己无关。它包含了许多禅的元素,最明显的就是柔顺、自由、“平常中见奇迹”以及勇气。
   
污染人的往往是从人的嘴里出来的,然而从人嘴里出来的通常是语言、语言、更多的语言!语言便是问题所在。我们其实是被我们的言语所污染,而言语本是思想的反射。语言跟它想要表达的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隐喻。当我们说“花”的时候,花并不会从我们的嘴里冒出来。
    
“不要抗拒邪恶”是一则很深的教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真诚地接受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不论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凶狠恶毒。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极高的心灵成熟度。只有当一个人真的了解了自我的本质之后,才可能真诚地接受这些毒素,而不再被自我的游戏所愚弄。 
   
无分别之心乃是灵修的基石。耶稣用一种正向的语言向世人宣告完整的爱有多么伟大。禅则是用一种反面的语言来讲解“无心”的重要。对慧能来说,“无心”的修行就是禅的基础,无心是一种对任何事都不执着,不被任何事干扰的心。如果仍有一丝执着,真爱就不可能产生,因为这表示还有自我的存在。所以爱与自由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只有借着我,你们才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这句话并不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它们不是妄自尊大的话语,也没有赋予基督教垄断真理的权利,反倒是提醒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一种召唤。不论我们的宗教、文化或信仰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自性”(self),这个终极的观察者。所以,“我”即是道路!

书籍分享2:《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本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典型故事(谣言)的流变,如老虎外婆、樟柳神、旱魃、剪辫、后宫选秀等,并就其引发的恐慌及民众针对恐慌采取的应对之法,尤其是选择替罪羊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作者还分析了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对故事(谣言)作出的反应。本书通过对几种具体故事(谣言)的探讨,反映了口头话语、地方记忆的强大能量,体现了民众面对谣言时的自主性及其在重新构建地方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1)是故事,而不是谣言:这些谣言在今天看来是谣言,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是真实的故事,他们采取行动去应对,如把无助寡妇当老虎外婆处死、听说皇帝要选宫女而赶紧嫁女儿等。

(2)替罪羊的选择:社会边缘人。如外来雇工、和尚、方士、社会弱势群体、从地方网络社会角度来看,他们缺乏地位。社会边缘人也是相对的,也许是一个有钱的富户因为受到嫉妒而成为攻击的对象。外来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开设的孤儿院与樟柳神中偷取小孩的精气有联系,而成为攻击对象。

(3)地方性的群众运动:古代中国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集体恐惧以及外来的各种压力因素对于群众运动的影响.作者特别强调地方民众有自己的世界观,在对于清末的大规模暴乱包括义和团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地方民众作为一个群体或社群,完全自发地采取行动,没有丝毫意愿去确认或者颠覆社会领导层。此处我的第一感受是黄巾运动似乎也与之类似,即借由某种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引发的集体恐惧(汉代终末论的影响?),最终汇聚为自发地社会行动。

(4)地方与国家记忆,作者非常强调这些谣言在地方社会的口头传播,而不是文字记载。可以大胆的推论,文革国家控制了并制造了集体恐惧,地方群众运动也自发的响应国家号召。这是中国古代与现代群众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姚皓杰:唐代金银器进奉与赏赐简述

金银器以其天然珍贵在唐代社会生活形形色色的场面如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任何其他质料的器物所无法代替的。概要来说,大体可分为由上至下的赏赐及由下至上的进奉两种。

赏赐金银是历代政治活动中最常见的行为,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宣称“国之大事,唯赏与罚”。赏赐,就其性质及承受者的不同,亦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发展外交为主旨而对周邻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金银器在民族交往总占有重要位置,而赏赐金银器的质量高低更是事关民族交往的“试金石”。其二是唐代帝王们对近臣内侍的赏赐。与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相比,这方面见于记载的更是不计其数。

唐初用于赏赐的金银器尚不多,时代越晚则数量越多,赏赐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虽然中国历史上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用重金财宝收买对方、笼络人心的做法屡见不鲜,但唐代赏赐的特殊之处不是简单地赐以金银,而是用金银制成的器物赏赐,说明当时赏赐近亲器物的兴盛,也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皇室和权贵们对于金银器的喜好,为一些人通过进奉金银器而博取宠幸创造了机会。所谓“进奉”,是指中央或地方高级官僚向皇帝的额外贡献,也称“进贡”或“贡奉”。它既不同于法定的赋税,也不同于各地的常贡。

与帝王们出统治需要的赏赐有所不同,进奉之举是在金银器生产加工量剧增乃至奢靡享乐蔚然成风的背景下才可能出现。进奉是地方赋税之外的贡献,这种额外的财富不是进入国库,而是被帝王们中饱私囊。对此,唐代统治者并不避讳,于是,体积轻巧、价格昂贵又易于运输的金银器便日益成为试图邀宠的地方官进奉的最佳选择。

进奉是唐朝最大的弊政之一,诸道藩镇进奉的财物,主要来自“割留常赋”和“增敛百姓”。其中“割留常赋”意谓地方官把上缴国库的财物,进奉皇帝私用。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国库收入的减少,最终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至于“增敛百姓”更是直接增加对百姓的压榨。然而,由于进奉愈多,往往愈得皇帝恩宠,故而这一弊政不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唐帝国的最终覆亡,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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