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导航
 
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考据(一)
VIEW CONTENTS
Discuz! Board 门户 学术之窗 法门寺佛教 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考据(一)

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考据(一)

2018-8-7 09:09|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172| 评论: 0
摘要: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徒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 ...
[内容摘要]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徒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
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关键词]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嘉”(夏)部落;夏王朝;藏汉民族;共同渊源
  
一、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Y——DNA染色体、藏汉古籍文献中关于藏汉同源的证据
王闿运《尚书笺》的《康诰》篇释“肇造我区夏”句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这里的“西夷”应是指西羌。多识先生指出:“藏语称汉人为‘嘉’,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此说很有道理。《集韵》:‘夏,举下切,音贾。’《释名》:夏,‘假’也。《辞海》释‘夏:1、中国之人也。2、大也。’这与藏语的含义完全相同,如‘嘉木’(‘夏人’即汉人),‘嘉兰木’(大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公元前1786~前2205)藏汉民族已有交往。”①
藏族这个称呼出现有数十年,在此之前称为“蕃”。学界考“蕃”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1)古代藏族宗教“苯”的音变。
2)源自青海唐古拉山脉一带的发羌,发和“蕃”古音近。
3)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中说:“拉萨一带,古称‘博’,今为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统称”。②
4)吐蕃王族源出西南夷濮,即“蕃”源自“濮”。③
5)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蕃”源自古羌人中的“僰”,僰人从上古就分布在河湟、横断山区到云南一线。“僰”亦有学者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的民族,古代四川宜宾称“僰道”。“蕃”、“僰”古音近,含义也一致,都是“白人”的意思。笔者认为,从古文献上分析,“蕃”是松赞 干布所在的山南雅隆部落的自称。因此,需要研究山南雅砻河谷蕃部落的来源。
1980年以来藏学界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是源自西藏土著居民,与青海河湟一带的西羌,以及今四川藏区的各个藏族先民的古羌部落没有关系,更与中原和内地没有关系。但我们查阅大量藏汉古籍文献后认为这种看法实难成立。
出现这种看法,是与当时西藏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相关联,依据是新发现的拉萨附近的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器皿带有较多的地方特色,但他们却忽略了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间的明显联系。④关于西藏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属性,笔者认为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安志敏、苏秉奇等人的定性是科学的。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⑤
另外,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⑥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已经有了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中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院及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通过DNA的研究,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因此,金力教授等的研究结果是:原始藏缅群体在五千年前离开黄河故乡。
他们在题为《Y染色体单倍型揭示指向喜马拉雅山的史前迁移》的论文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概括起来说,关于汉藏群体的起源和流布问题,在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上的遗传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有趣的图景:汉藏群体的祖先最初来自东亚的南部。大约2万年至4万年前,Y染色体带有M122C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关于汉藏群体最初定居的精确地理位置仍然是未知数。大约1万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在这个地区得到蓬勃发展。汉藏语系的两个子系的分离在大约5000至6000年以前。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称作原始藏场群体的人们,离开了他们在黄河的故乡,向西然后又向南远行,指向了喜马拉雅的居住地。原始藏缅群体的这次远古迁徒,可能是沿着被称为“藏缅走廊”的路线进行的,这是从东南进入喜马拉推地区最经常使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从黄河上游地区开始,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推,Baric分布继续向南运动,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喜马拉雅南部地区,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业部云南的人口。
接下来,经过了可能来自中亚或西南、西北利亚的一个YAR+的群体的混合后,Bodic分支进入了喜马拉雅地区并且最终扩展到西藏。Burmese-lolo和karen两个分支则向南行进进入到西北、西南,并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最终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藏群体的汉族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著名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此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的研究都证实,在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解释:7世纪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和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语言学家们都认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多个。⑦
下面以分子遗传学进行解释:金力教授的合作者即云南大学遗传研究中心主任肖春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是大炮,那么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就是精确制导导弹。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人类基因组(DNA)中存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这些序列的突变是近乎中性的。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基因组以惊人的稳定速率积累着这类突变,比较研究相应的DNA区段的变异速率和序列间差异,可以获取无比丰富的进化信息,为人类起源、进化和人群的迁移提供遗传学证明。
肖教授介绍说,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问题上,对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遗传标记的研究是目前公认的最理想的工具。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细胞中的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人的每个个体细胞中含有46条染色体,在女性为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X性染色体;在男性则是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Y性染色体。Y染色体仅为男性才有的。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其他染色体都来自父母两方面,并随机进行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认,只有Y-DNA完完全全来自父亲。再通俗些说,如果两个男人共有一个远古的男性祖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Y-DNA就应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肖教授又讲,Y-DNA也会有变化,但其序列改变是由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突变率很低并且能够稳定地遗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Y-DNA可以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金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的DNA样品,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西藏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瓶颈效应。由此我们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⑧
他们的结论是: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不论从哪个学科、哪个层面上分析,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西藏考古的情况。
迄今为止,西藏经研究者初步断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⑩但西藏这些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的,缺乏原生地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的形制、制造技术断定,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因此,从考古学的背景上讲,西藏喜马拉雅地区只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是在4000至5000年以前。具体讲,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上限是距今4655±100年;而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晚于卡若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是3700至4000多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与金力教授等利用分子遗传学所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而昌都卡若遗址又与青海黄河上游的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迁徙痕迹是十分清晰的。
现在国内公认的夏王朝的起始年代约是公元前2205年(或2070年),即距今约4205年或4070年。如若考虑到先夏(三代以前理念中的中国)的巨型部落联盟时期,那么距今至少约5000多年。
这5000多年刚好是金力教授等依据分子遗传学Y-DNA上的证据,判断出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离开黄河上游故乡,向西然后向南,指向喜马拉雅地区迁徙的起始时间。
在有了上述考古学、语言学和Y-DNA分子遗传学的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使用古汉藏史籍进行近距离对勘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藏汉古籍文献的对勘比较,以研究藏汉同源的中华民族上古历史,因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如多识教授在其《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文中已经做了的工作那样,我们将沿着黄河上游的甘肃、陕西以及青海河湟地区、玉树、果洛、析支河首,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和西藏腹地大面积进行上古和中古藏汉氏族、部落、姓氏及各方面的全面比较研究,以探求藏汉民族真实的历史亲缘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藏语称汉人为“嘉”,“嘉”同“夏”,是夏的转音。根据笔者1987年在四川木里县的调查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民改时语言学家的调查报告,木里县的藏族支系普米人称汉族为“夏”,发音很准。笔者随马帮在木里县境内行走了三个半月,对普米人进行了大量调查,其调查所得对本文的论证十分重要。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兼论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世界“民族”问题及未来》一文中已部分披露,现转载如下:
木里县北部是自称为“噶米”的藏族人居住,中部和南部是一种自称为“普米”的人居住,其中部和南部还有纳西族和少量苗族居住。“噶米”、“噶”是自称,“米”是“人”的意思。从藏文文献看,噶族人是“矮人”六部落之一,是木族的外甥。噶族人是由一个木族女子所生,是组成藏族的一个主要部落。噶族人分布很广,在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藏区的理塘县和木里县北部均有分布。木里县北部的噶米藏族很自傲,因为他们高大勇敢,他们对中部和南部的普米人很看不起,不认为普米是藏族。“普米”之“普”是自称,意思是“白色”,“米”是“人”的意思。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看,木里县普米族的上层(主要指干部)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但广大下层的普米群众都认为普米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藏族。木里县境内的普米人和云南省宁菠县的普米人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宁菠普米人被识别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我国56个民族之一,而木里县境内的普米族被划为了藏族。木里县境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院木里寺是全县最大的寺院,是宗喀巴的弟子到木里普米人处传教后由普米人兴建的。木里土司八尔家是普米族人,在西藏被称为“木里杰布”,意即“木里王”。普米人是木里地方最早的土著居民。噶米是后来从北部迁到木里来的。木里寺和土司八尔家族曾在西藏上层和三大寺里很有地位和名气。
据国际著名的藏语言专家胡坦教授讲:“木里北部的噶米是操藏语康巴方言的藏族。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差不多”。普米是指“白人”的意思,而卫藏等地人也称自己是“拍(蕃)米”,也是“白人”之意。“普”和“拍”发音几乎一样。我们知道康方言与拉萨话区别是很大的,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却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到拉萨时,一些足不出户的拉萨人认为康巴人不是藏人,他们狭隘地认为,只有拉萨人或卫藏人才是真正的藏族,而在木里操康方言的噶米人却认为操与拉萨语非常相近的普米语的普米人不是藏族。这些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上是非常有趣的(如上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的研究证实,在周代的汉语与7世纪的古藏语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下面我们将介绍的普米古歌《我们的故乡在嘉朗(纳)》等中透露出普米人与汉民族先祖夏王朝间惊人的密切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和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种种偏见,而却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要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首先要了解现代藏人和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藏羌关系,不了解‘羌’是古代藏族的名称,在藏族的族源上产生了种种说法,完全忽略了从大量的藏汉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中足以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了解藏汉历史亲缘关系时首先了解藏羌关系非常重要。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便一目了然了。根据笔者多年自己对藏汉文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确认‘藏’和‘羌’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并由此进一步得出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结论。”[11]
汉藏同源是汉唐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结论。笔者曾讲:“多识老师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巨匠,例如王国维的弟子,己故教授,甲骨文专家,中国古代史专家,原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先生,还有已故古藏史学家任乃强老先生,还有写《羌族史》的冉光荣先生、李绍明先生、周锡银先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以来依据大量藏汉文献的证据,得出的一个长期的结论。现在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12]
上个世纪80年代,郭元兴先生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雀经》和古波斯文经籍等进行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而此处又正是古支那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地理方位。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完全是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13]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时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4]与上古汉文文献记载完全勘合。
而周绍良先生对郭元兴的评价是:“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的西藏、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们的重视。”[15]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关于炎帝,《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根据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绒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6]这正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
多识教授指出:在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记述的“年”图腾共有七种:1、人身羱头的年陶杰瓦;2、人身公鸡头的年藏托杰;3、人身牦牛头的年喀羌杰;4、人身蛇头的年喀祝本;5、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6、人身虎头的年达托杰;7、人身猴头的年折达瓦。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与炎帝的形象完全相当。[17]
  
多识先生还认为:炎帝是藏族“年”人祖先。炎帝的“炎”的含义,一是炎热——火德;二是姓氏,如《列子殷汤篇》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字的古读音与“念”、“年”相同,读nian,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仍保持着“炎”字古读音即发“炎”为“念”或‘年’。《辞海》释“年”说“姓也”;齐太公后有“年氏”,《路史》、《明史·年寓传》云“本姓严”,后讹为“年”。这足以证明“严”、“年”同音,由此也可以得知“炎”、“年”同音。藏文的意思:一是动物名“羱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等义;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年国和松巴国)。[18]
  
《藏汉大辞典》对念或年的解释相当全面准确,其谓为盘羊;西藏古代一氏族名;妖厉;能使人畜遭受瘟疫的一类凶恶地神名。”“念”或“年”正是以羊为图腾的部落,即羌人。羌,《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并声”。《山海经·西次三经》载:从积石山、崇吾之山、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到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积石山即藏族称的阿尼玛卿山(意为母亲山)山系,位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与青海省的河湟地区毗邻。这些山系从青海省的东部一直延伸到西藏腹地,其山神皆人面羊身。根据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在青海地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巫师处得知青海省境内各山系的许多山神其形象都是人面羊身。这印证了《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是西羌人的图腾。而青海省东部的汉藏交接处是西羌人和夏王朝的起源地之一。
就西藏地区而言,多识先生指出:“如‘年(盘羊)’种的图腾神山中的主要两座神山就在西藏。一座是坐落在西藏中部纳木错南边的念青唐拉雪山;一座是横贯西藏中部,西起当雄,东至昌都八宿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除此之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一座称为“阿弥年前”的大山。在年(念)神系列中牦牛图腾的神山在西藏山南琼结县境雅砻江地区,号称‘雅拉香波’”。[19]
从《五部遗教·神鬼部》中我们得知以羊为总图腾的西羌,还有以鸡(鸟)、狼(犬)、蛇(龙)、牦牛、虎、猴等为子图腾的各种氏族部落。
夏禹帝,据《史记·六过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徐中舒先生讲: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落在黄河上游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石纽之所在《括地志》中曰:“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县的石鼓乡。因为这里是大禹的出生地,羌人对此地非常敬畏。
徐中舒先生在为《羌族史》作序中指出:“魏晋之际常璩作《华阳国志》,他说汶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松理茂地区),有一块方百里的刳儿坪,就是大禹诞生的圣地,羌人相戒不敢在这里居牧,羌中有过失之人逃避其内,便没有人敢去追捕。三年之后为人所得,大家也要予以原有。我们如从民俗学考察这个圣地的来源,就是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国时期也不至于有人能拿出证据来说他不对。”
从上述古文献的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青陕的黄土高原上,进而发展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西藏的旧石器和细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西北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细石器文化在欧洲、非洲和中亚都有,但分布于我国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的细石器与它们却不一样。在石料选择、形制特征技术上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基本相同,自成体系。考古学家认为,我国的这种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就见到了细石器。经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十万年前。更后,如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距今一万八千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20]甘肃、青海、宁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距今十万年以上,并源于华北地区。
西北的新石器时期遗存以发现大量彩陶为特征。这些彩陶文化尤以甘肃仰韶彩陶文化为代表。甘肃仰韶彩陶文化受中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是在与中原地区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是中原地区与其他西北地区文化联系的中介。
甘肃发现的彩陶文化大体可分属三个系统:一是秦安大地湾文化(前仰韶文化);二是仰韶文化;三是马家窑文化。秦安大地湾文化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主要分布于渭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大约是六七千年前的遗迹,以河南绳池仰韶村命名,其分布十分广阔,主要在中原地区,甘肃境内则主要发现在甘肃东部和东北部的泾渭流域;马家窑文化又称甘肃仰韶文化,较中原仰韶文化晚,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洮河)湟流域,具体讲是“以河湟为中心,东起渭水流域的天水;西至青海省南、河西走廊的武威;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会宁;南达四川汉川县的广大区域。”[21]这三种彩陶文化虽时代不同,但时代上相互嬗递,地域上有重叠,文化内涵上有相当继承关系,例如“马家窑类型遗存的主要特征确是承袭了许多沟——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中期、晚期类型)的因素”。[22]
(待续)
注释:
①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②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田小岫:《吐蕃王族族源新考》,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④⑤⑥参见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⑦见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⑧⑨王鸿良:《汉藏同根》,见《北京日报》2001年5月23日第9版。
⑩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11]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12]伍义林、多识、龙西江:《汉藏文化同源》,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第135页。
[13]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增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
[14]见Tucci Prelimin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PP.92-105.
[15]同注[13],见其前言部分。
[16]邓庭良:《甲戎与牦牛羌》,载《社会科学战略》1994年第2期。
[17][18][19]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20]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8期。
[21]参见戴春阳:《试论马家窑文化的渊源及有关问题》,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8期。
[2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文物工作队编《甘肃彩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本文得到原作者授权,在新浪首发,因某种原因,暂时隐去作者名字。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策划更多
独家评论更多
VR视频更多
周排行

让创业更简单

  • 反馈建议:service_media@36kr.com
  • 客服电话:
  •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云服务支持

精彩文章,快速检索

关注我们

CopyrightComsenz Inc.  Powered by©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