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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古三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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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古三夷教”

2018-11-7 09:54|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22| 评论: 0
摘要: 著名的丝绸之路研究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应邀于2018年10月17日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做了“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古三夷教’”的学术讲座。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及全院科研人员参加了讲座。葛承雍 ...
著名的丝绸之路研究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应邀于2018年10月17日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做了“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中古三夷教’”的学术讲座。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及全院科研人员参加了讲座。葛承雍先生在讲座中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分别对景教、祆教、摩尼教的缘起、宗教特征以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等方面做了详细解读。
葛承雍老师在讲座开始指出,中古宗教史的研究历来以佛教、道教为主要对象,但从世界视野的高度看,中国北朝及隋唐时期,流行三个从波斯东渐的宗教,即学界所称“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值得关注。这三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之初,得到过中国朝廷的正式认可,在长安、洛阳等地也建有寺院。但是因为“三夷教”的传播对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佛、道两教产生影响,因此遭到两教的打压,也迫使朝廷颁布对“三夷教”传教范围的限令。那么隋唐时期“三夷教”如何通过汉化而融入中国社会,这是我们以往很少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方向。

葛先生从三个大的方面对三种宗教进行了解读:


一、景教入华后的传播与影响

 景教最初入唐以“波斯经教”为名,在朝廷的认可和支持下开始传教,并在高宗时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在武则天到玄宗时期,景教一度受挫,景教士通过改变生存方式和不懈努力,才挽救了被压迫的局面。中唐后景教士在民间的慈善活动使他们遭受非难减少,但会昌毁佛仍没逃出衰微的厄运。景教从传入长安起,就开始中国本土化,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依托佛、道将景教教义、戒律、礼俗等进行文化传播,这是其本身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景教教名。“景”字由“日”“京”合并而成,本有“日大”“光明”之意。这样既符合中国人的宗教汉化风格习惯,又昭示景教传教功能的重义。

第二,借用佛、道用语。景教进入长安后不但袭用道、佛二教经典的词语、模式,而且为布教传道的保护方便,将景教教义解说与论证亦和道、佛、儒思想混合。

第三,与儒家伦理结合。景教为了传教顺利,道德规范必须本土化,不得不吸收儒家忠孝思想来为自己张目。

第四,推行慈善救济事业。

第五,译出大量景教经典。

2006年在洛阳发现的景教经幢,是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也使景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祆教入华后的传播与影响

祆教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

1、祆教在波斯及中亚地区的传播发展过程

祆教(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波斯的发展演变过程,从阿契美尼王朝(公元前约550-前330年)被定为国教并流行,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实现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0-前141年)遭受打击致湮灭,后来到帕提亚王朝(公元前141-公元242年)末叶又重新振作,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42年)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发展到鼎盛阶段,重新被奉为国教。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先传给中亚的粟特人,又经粟特人的传播,扩张成为中亚地区的主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向东传到与中亚毗邻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西域诸国后,当地拜火祭祀活动蔚然成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东传过程中因为祆教信仰因时间和环境的不同,染上中亚色彩。

2、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

在唐代的“三夷教”中,祆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只有祆教僧侣被列入政府职官编制。祆教在唐以前就已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拜火教的教徒和宗教仪式等随着中亚商人和西域移民络绎东来。据文献记载,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君主都亲自出马,信奉胡天,参与国家祀典。葛承雍老师指出这无疑都是受到当时大量的西域崇拜祆神移民的影响。近年西安北周安伽墓志和石床浮雕画的发现,第一次用确凿文字和生动图画填补了北周官方信奉祆教史实的空白,也清晰直观地说明了祆教东传长安的情况。但是在会昌五年灭佛时,祆教僧侣也遭遇厄运,在唐朝流行了二百多年祆教,在官方严厉取缔下走向衰亡。1955年西安发现的波斯后裔祆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志,表明祆教在晚唐禁而不止,外来移民信奉者仍大有人在。

最新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展出的北朝石堂,表现了北朝胡人聚集举行祆教大会的场景,其中许多图像前所未见,也给我们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摩尼教的传播及入华后的影响

高级僧侣慕阇乌没斯拂多诞在唐代武则天时到中国,其教义得到朝廷赞许,但遭到“群僧妒谮,互相击难”,所以没有允许在内地传教。后到玄宗开元七年,在长安设置法堂。可是开元二十年(732)又被禁止在民间传播,直到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借助回纥力量才逐渐在长安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摩尼教徒在京师建立了大云光明寺,有了一席之地。随着回纥势力的衰亡,摩尼教徒在内地处处受难。唐武宗会昌三年,摩尼教被朝廷彻底禁止,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其余流放下落不明,踪迹难寻。

葛承雍老师认为,从晚唐受取缔后一直到宋元时代有关摩尼教运动的一系列记载,可以推断在唐代摩尼教实际已深入民间社会,只因为属民间活动,未与“乱党”结合,遂不为官方注意。摩尼教流入中国被取缔后,其以民间秘密结社的模式出现,成为古代诸多农民运动的一股力量,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历史事实。

摩尼教进入中亚地区后,为了便于传播,大量借用佛教的形式,采取“入乡随俗”的灵活性,不仅处理好与当地佛教徒的关系,而且常常打着佛陀的旗号,把摩尼当为弥勒佛,宣扬摩尼与佛教的神划一融合。所以,摩尼教入华后,唐人往往难以辨认,以为摩尼教是佛教的一支宗派,双方雷同颇多,互相掺杂。现存的汉文摩尼教残经就使用佛教术语和概念来宣传摩尼教义。


讲座结束后,葛承雍先生在余江宁院长及科研人员的陪同下考察参观了龙门石窟、龙门唐代奉先寺遗址出土文物等,对龙门石窟艺术和奉先寺出土文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从考古和艺术角度分析了其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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