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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鹰:写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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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鹰:写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前夕

2018-11-19 14:43|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35| 评论: 0
摘要: 2018年2月末,著名的中国古籍和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及其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网上发布一份《中华大藏经·续编审校者招募公告》》,宣布《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整理工作已近尾声,现公 ...

2018年2月末,著名的中国古籍和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及其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网上发布一份《<中华大藏经·续编>审校者招募公告》》,宣布《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整理工作已近尾声,现公开招募校对与审读人员。

这份公告的发布,向社会披露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讯息,那就是:作为列入“十二五”、“十三五”国家出版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问世在即。这应该是学术界、宗教界、出版界同感兴奋的一件大事。

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

大藏经,是佛教文献典籍的总集。“藏”,在梵文中原为箱箧之意,乃分类收藏典籍写本的容器,代指全部佛教典籍,所以,大藏经早期在中国曾被称为“一切经”。在佛教发祥地的古代印度,佛教典籍是以律、经、论“三藏”的形式呈现和传承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文三藏的翻译活动绵延不绝,高潮迭起,特别是大乘佛教典籍的汉译,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整全体系,以致产生于古代印度的大乘佛教典籍后来在汉文译本中保存的数量大大超出其原本存世的数量。当然,从佛教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些典籍的藏文译本中还有一些汉文译本所缺少的篇目,但晚近以来也在不断译成汉文,使汉文佛教典籍在保持数量最丰的历史记录的同时,规模继续得到扩充。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佛典汉译本身,就是一代又一代富有强烈信仰使命感的高僧大德,在忠于佛教根本教义和基本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传译方式所进行的一场佛教经典汉语再创作的实践探索,总体上应该属于建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探索,可以说是东方古代哲学和语义学领域的重要拓展,更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重大成果。

而进一步昭示佛教中国化不断趋于成熟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则是以僧团为中心的中国佛教信仰者在学修过程中自己用汉文撰写的包括疏释和辑录的海量著述。这些著述在近两千年时间里逐渐增加,由少到多,直至数以倍计地超过了译本佛教经典的总量,与外来原典形成烘云托月、相得益彰的宏大格局。借助这些汉文著述,中国的佛门龙象以“文字佛事”的庄严面貌,孤明先启,分宗阐派,“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在佛教开创“中国世代”的道路上,汉文佛教文献显现着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佛教进入具备固有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并运用秦汉以后标准归于统一的汉文表达媒介,砥砺、融入了这个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发扬光大。


这个事实,既真切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刻的精神需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高度的融括潜能;同时,中国之于佛教,又何尝不是佛教在其发祥地以外得到的最关键的增上缘!没有佛教在中国赢取的恢弘扩展,今天的佛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而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佛教的中国化使佛教在中国最终立足并远传异域,佛教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地位能否实现,是完全难以断定的。在这段波澜壮阔而又千回百转的宗教发展进程中,汉语文以其广阔的被覆性、延展性和强大的表现力、建构力,无可替代地承担了中国佛教的义涵负载工具及传播、存储符码系统的功能。依托数量众多的汉译佛典和本土著述,中国的佛教信仰者结合了掌握精神文化导向的国家力量,沿袭中国自古重视文献蒐集整理、珍惜经典递嬗承续的历史传统,参照而不拘于印度佛教“三藏”编纂和保藏的模式,创新性地确立了“汉文大藏经”这一具有佛教中国化代表性质的汉传佛教文献汇总形态,并且衍生出服务于汉文大藏经编辑、检索的“经录学”知识门类,从而留给时人和后人一座集丰富性、权威性、便利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动态扩展型文化宝库。


从八、九世纪“大藏经”一词成为汉语中的固定词汇,汉文大藏经就以其各种版本的不断涌现和广泛存留,为佛教信仰生命活力的绵延壮大,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克难前行,建树了足以荣载史册的不世之功,也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份可贵的遗产资源。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佛教“大藏经”这一概念,其神圣性和普及性在中国影响之广,不但可以从后来道教典籍的总汇也称为《道藏》而窥其一斑,直到今天,前所未有的《儒藏》甚至《马藏》的命名,仍然能够溯及汉文佛教“大藏经”词义的韵味。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将隋代至明代刊雕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作为特殊对象暂不计入一般的版本形式,汉文大藏经实际走过了从手写本到木刻本再到排印本、从五千多卷增加到一万多卷的长达千余年的漫漫历程。以刻本而言,由北宋《开宝藏》到清前期的《龙藏》,及至被方广锠教授认定为清末开刻的《毗陵藏》,汉文大藏经的不同刻本约达20种,无论是文献意义还是文物意义,都在汉文大藏经的史苑中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这还不算此期间中国境外的高丽、日本用汉文刻印仿制的几种大藏经。而且,除了帝王可以直接对某些著述敕命入藏之外,每个朝代都有由朝廷发起刊刻的官版大藏经行世,如《开宝藏》《辽藏》(《契丹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龙藏》,其中《龙藏》经版保藏至今,硕果仅存。官版大藏经反映了封建王朝“盛世修藏”的传统作法,是佛教在国家和社会信仰版图上重要地位的体现,也是对以佛教文献形式流传的历代精神文化成果的一次次汇聚,弥足珍贵。刻本大藏经之后,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排印本大藏经纷纷问世,在日本,《弘教藏》(《缩刷藏》)《卍正藏》《卍续藏》陆续成书,《大正藏》后来居上;而在中国,清末至民国,内忧外患,不遑宁处,排印本《频伽藏》不过选择性照搬了日本《弘教藏》,其后的《普慧藏》勉力维持,成为大藏经编印活动在民国时期的绝响,与汉文大藏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相比,再不可同日而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汉文大藏经从文物保护和古籍整理两个层面进入国家文化事业百废重兴的发展规划当中。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自1949年起,断续历时17年,将抗战时期八路军从日寇觊觎之下拼死抢出、辗转收入馆藏的《赵城金藏》孤本近五千卷揭裱整修完毕;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委托学部委员、著名佛学专家吕澂先生研究新编大藏经的可行性,吕澂先生撰成《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依凭传统框架而有所创见。但是,真正着手编纂新中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的国家行动,还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82年开始的。当年3月,刚刚于1981年12月恢复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会议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全力主张,批准启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纂工程,任继愈先生任主编,中华书局负责出版。


1987年,又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启动《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编辑,与汉文部分形成呼应之势。任继愈先生为汉文部分组建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局”之称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根据历史资料提议定名的),先后有160人参与编辑局的工作。《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为基础,逐句对勘《房山石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藏》《清龙藏》《高丽藏》等八种版本,形成校勘记,置于每卷之后;全书采用影印方式,既保存了国宝面貌,又以校勘手段展现九种藏经的文字异同,识者咸认此为其独有之优长,非国家之力支持而不可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97年出齐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总目》,这一重大工程至此告一段落。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编辑出版的汉文佛教大藏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一项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正如方广锠先生所说:“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清理传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佛教文化占有重要地位。两千年来,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佛教文化,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而汉文大藏经必将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编纂《中华大藏经》也是顺应这一历史的需求。”[ 《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说明》,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样书。]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出版后,受到热烈关注,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还被列入国家领导人对外赠礼目录。日本佛教界、学术界将其郑重地称为《北京版大藏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的启动和进展。

然而,已经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从收录范围来说,并没有完成其全部使命。

首先,历代各版汉文大藏经收录典籍的数量,少则1000种左右,多则达2200种,平均约为1600种。而不同版本的大藏经,除去内容相同的篇目,往往有一部分篇目是自身特有的。据统计,中外各版汉文大藏经特有的篇目加起来有2500种之多,再加上内容相同的1600种,曾经入藏的不重复篇目约为4100种。已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残本为基础,缺失部分以影印本《再雕高丽藏》配补,收录篇目共1939种,也就是说,仅历代各版汉文大藏经入藏典籍中,还有2200种左右未能收录。

其次,在各版汉文大藏经入藏篇目之外,仍存在大量佛教文献,以不同类型、不同形制,或流传于民间社会,或庋藏于寺院经窟,或铭刻于贞石吉金,或散见于外学图籍,乃至重现于考古场合;还有近现代以来一众缁素以及教外学人精心撰述的诸多弘法性、研究性作品,林林总总,难以数计。从佛教文献汇集的意义上说,这些“藏外文献”,也应该是新编汉文大藏经收录的对象,而且学术价值堪称独步,但已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限于体例,尚未涉及。

根据上述情况,又根据汉文大藏经史上不乏《续藏》先例、甚而一续再续的事实,2002年,任继愈先生提出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再接再厉,上马《续编》的设想。当时,任继愈先生称《续编》为《下编》,把已出版的部分称为《上编》,并成立了21人的编辑委员会。他的想法,得到中宣部领导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关注,分别从国家社科基金和四家出版社筹集若干经费予以支持,但经费数量有限,与任继愈先生的计划需求差距较大,且到位不够及时,《下编》工作因此无法全面铺开,三年时间里进展远不理想。

2006年11月22日,任继愈先生通过新闻出版总署向国务院领导递交了一份他本人署名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重新启动论证报告》。报告正式使用了《续编》之称,将《中华大藏经》已出版的部分称为《正编》,从此相沿不变。在报告中,任继愈先生回顾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编辑出版始末,介绍了《续编》的意义与重新启动缘起,《续编》的基本内容、结构和规模,完成《续编》的条件和预计进度,提出了《续编》的初步预算。任继愈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大藏经不止属于佛教,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在今天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宏大构想面前,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就显得更加富有时代意义”,它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扩大整个《中华大藏经》事业的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

按照《论证报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计划分设11个部类:
1、印度典籍部,收入印度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经律论、贤圣集传。
2、南传典籍部,收入南传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律经论三藏及三藏以外的其它南传佛教传统典籍。
3、藏传典籍部,收入藏传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甘珠尔、丹珠尔及历代传承的松贲文集。
4、汉传注疏部,收入关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典籍的注疏及复疏。
5、汉传撰著部,收入论述教义的佛教典籍及对这些典籍的注疏与复疏,以及佛教的论文总集、纂辑、僧人个人文集、类书等佛教文献。
6、史传地志部,收入各种佛教史传及佛教历史地理学著作。包括总史类、别史类、史料集、寺志、山志、僧人行脚纪、各种地方史志中的佛教资料等。
7、忏仪部,收入各种佛教忏仪。
8、疑伪经部,收入各种疑经与伪经。
9、论衡部,收入中国儒释道三家论议佛教的典籍、言论。这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中极有特色的一个部类,拟从《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丛书》、《道藏》及各代总集、别集和各种历史文献中选取儒道两家对佛教的评论和佛教与之论辩的篇什,全面反映历史上佛教与儒道两家的关系及其思想交融。
10、外教部,收入历史上与佛教曾有交涉的国外其它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摩尼教、景教等的相关典籍汉译本。
11、目录音义部,收入佛教目录、音义等各种工具书。
以上11部类拟收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典籍,可分为“历代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包括一部分后增入的有《千字文》帙号但未能收入《正编》的)”和“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合计约3.6亿字[ 《论证报告》中原预计字数为2.6亿,后经再度测算,增加到3.6亿。]。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计划采用分段标点、电脑排印、书册本与电子版配套的方式出版。书册本既庄重、典雅、划一、美观,又便于阅读与佛教信徒供养。电子版便于携带和保藏,专供研究与检索。

为配合《论证报告》的呈递,使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各界对未来《续编》出版后的基本样态获得直观印象,任继愈先生指导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提前用一年的时间编印出一册样书,其中收入了《〈续编〉编纂说明》、11部类的若干样稿,共约100万字,1024页,版式设计和装帧大致同于《正编》,2006年4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号制作50册,由任继愈先生亲自保管掌握。现在,这册样书应该已成为绝版收藏品。

《论证报告》于2006年底报送国务院。2007年3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此事对于保护和发扬中华文化有重大意义,请财政部支持,新闻出版署落实。”这一批示意味着《续编》工作终于获得中央政府支持,正式步入国家工程的运作轨道。

2007年11月4日,任继愈先生主持召开扩大重组的《续编》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续编》工作重新启动。因方广锠教授承担了国家图书馆敦煌文书的整理出版项目,根据任继愈先生的意见,《续编》常务副主编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吕澂先生的入室弟子杜继文担任,方广锠、李申、潘桂明、张新鹰任副主编。作为编纂工作的联络协调枢纽,编委会办公室固定人员增加到三名。2012年,方广锠、潘桂明因敦煌文书整理项目的需要和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副主编职务;杜继文先生后又聘请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傅新毅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任执行副主编,这几位执行副主编不仅在编纂点校阶段承担领导集体团队、编辑出版目录、协助审读定稿等重要职责,在中心工作转入编辑出版阶段以后,又接受了配合中华书局完成终审环节的艰巨任务。

《续编》在形式上与《正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全采用标点重排,其工程总量之大、技术难度之高,组织事项之繁、经费需求之巨,可想而知。任继愈教授年已耄耋,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又十分繁忙,但他对有关《续编》的重要事务无不躬亲,甚至亲自修订样书标点,亲自到国家图书馆借出古籍供点校者使用。在任继愈先生领导下,《续编》通过互联网,在社会上经考试遴选,连同部分编委组织联系的专业人员,组建起200余人的点校审读队伍,制订了标点校勘体例和三审流程、工作转单、点校合同、报酬标准及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续编》标点工作大面积铺开。

2009年3月,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中央领导批准上马的图书编纂出版项目统一变更为国家出版工程项目的要求,由任继愈先生出面向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履行了规定的重新申报手续,并明确了《续编》仍由中华书局出版,由中华书局承担该项目的主管责任。经过认真考虑和协商,任继愈先生同意中华书局的设想,将《续编》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为历代大藏经中未被《正编》收录的部分,乙部为“藏外”文献、近现代新译新编典籍,包括任继愈先生非常看重的“论衡部”资料。之所以对编纂计划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因为甲部内容范围相对清晰,便于国家出版基金掌握预期成果规模,据以确定经费资助额度和资助年限;而乙部范围比较宽泛,在其收录边际尚存在一些模糊的情况下,短期内难以确定经费总盘和完成时间。面对现有管理体制,这个调整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


2009年6月1日,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医院病床上与中华书局签署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的出版合同。这份合同是任继愈先生亲笔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7月11日,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3岁。弥留之际,他还在昏迷中反复叨念“中华藏”,喃喃不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成了他最为牵挂的未竟事业,也为他的学术生涯写下了浓重的绝笔。

任继愈先生去世后,杜继文先生以常务副主编名义担负起主编职责。2009年11月,杜继文先生召开会议,明确了任继愈先生逝世后《续编》的工作思路和基本分工。为加快工作进度,2010年1月,八十高龄的杜继文先生亲自协调,支持杨维中教授牵头组织起一支以南京大学宗教学系师生校友为主的近百人团队,承担从点校到二审的“一揽子”工作程序。随后又在陕西、浙江、山西建立或完善了类似的团组工作模式,会同分散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单独学者和少数社会受领人员,进一步严密了点校人力网络,提高了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效能。根据工作需要和参与深度,杜继文先生还在任继愈先生生前确定的涵盖诸多老一代和中生代知名佛教及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编委会名单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充实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若干位编委,使编委会成员从52人增加到最后的64人。自2010年到2017年,杜继文先生每年召开一次年度编纂工作会议,除了2017年12月这一次他因87岁高龄未能出席之外,每一次他都要到会发表讲话,包括和与会学者具体讨论点校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2010年、2011年、2012年的编纂工作会议,分别在苏州西园寺、杭州灵隐寺、西安大慈恩寺举行,普仁法师、济群法师、宗舜法师、光泉法师、增勤法师等佛教界人士参加会议,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给予热情关照。

2012年7月,傅新毅教授受托编制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拟目(初稿)》。根据任继愈先生最初的想法,《续编》应该包含的《正编》未收的历代入藏篇目,时限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底本主要来自中国《嘉兴藏》《普慧藏》、日本《卍续藏》《大正藏》,并自2002年开始已按照以上范围安排点校工作。傅新毅《拟目》也是基本围绕上述各藏产生。杜继文先生则提出,《卍续藏》和《大正藏》都不是中国编印的,以它们为底本不免有些遗憾,点校前最好能找到中国自己出版的相同篇目作为底本,替换《卍续藏》《大正藏》底本。为此,编委会办公室和点校者花费很多心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寻得一批国内古籍,如金陵刻经处刻本和若干种国家图书馆藏单刻本,虽然还有很多可供使用的版本无法得到,不免遗憾,但毕竟成功地替换了一部分原来的底本,结果差强人意。

2012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按照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的要求,就《续编》工作召开专家座谈会,对《续编》方案进行评估性研讨。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先生,宗性法师、光泉法师等几位佛教界善知识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知名学者,在会上充分肯定了《续编》编纂计划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一系列中肯的建议。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对与会专家付出的心力表示诚挚感谢。这次会议,实现了对《续编》立项合理性的第三方论证,促成了一年以后国家出版基金对《续编》经费预算的通盘确认。佛教界诸多高僧大德积极参与《续编》有关工作(包括参加此次论证及历次编纂工作会议,也包括柏林禅寺明海法师慷慨捐赠《新纂卍续藏》一部用于底本选择,还包括部分学僧直接从事篇目点校工作;南京团队建立时,圣凯法师亦列名该团队专家组成员之中),标志着《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得到了中央党政部门、学术界、宗教界、出版界的共襄盛举,表明了这项事业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和共通性价值,同时,也成就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佳话。

2013年11月19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和详细测算,全面认定《续编·甲部》的项目规模和最终目标,确定了资助总额。会议议定《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应在2020年底完成出版,所需经费,国家出版基金逐年予以保证。甲部出版以后,乙部也将提上日程。

2015年10月,傅新毅教授在2012年《拟目》基础上编定《续编甲部出版目录》。根据该目录,《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篇目总数为2272种(含存目48种),8496卷,总字数约二亿。由于原定11部类中的“论衡部”全为乙部内容,甲部确定包含10个部类,名称调整为:1、印度典籍部(《出版目录》第1—199种),2、南传典籍部(第200—205种),3、藏传典籍部(第206—208种),4、汉传注疏部(第209—921种),5、汉传撰著部(第922—1888种),6、礼忏部(第1889—1963种),7、史传地志部(第1964—2154种),8、疑似部(第2155—2225种),9、音义目录部(第2226—2265种),10、外教部(第2266—2272种)。其中“疑似部”是接受了宗性法师对原拟“疑伪部”名称的意见而改定的。

中华书局根据甲部的总体规模,预定整部图书分装320册。可以想见,《续编·甲部》320册若与《正编》106册并列,二者珠联璧合,洵属煌煌巨制,足以在我国出版史上留下闪亮的一页。而在决定《续编》分为甲乙两部出版之前,由副主编李申教授承担的“藏外”部分的编纂,已经在高效进行当中,到明确甲部优先立项时,属于乙部的“论衡部”和“史传地志部”部分内容的编选点校已接近完成。为使投入这部分工作的学者功不唐捐,减少对成果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华书局与李申教授也做了意向性沟通,有望获得一个比较周全的结果。当然,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乙部”重新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整部《续编》克竟全功,圆满实现任继愈先生的遗愿。这样的前景,还有待“甲部”竣工后的继续争取。

2017年12月23日,《续编》2017年度编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告《续编·甲部》点校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开始转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阶段。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表示,中华书局决定将编辑出版的主要技术工作交给古联公司完成,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帮助中华书局如期实现预定计划。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参加《续编》编纂工作,是在任继愈先生的人格感召下,在民族大义的崇高呼唤下所投入的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对社会、对个人,意义十分深远,历程无法忘怀。他们一致承诺要克服困难,加紧努力,及时完成最后一批点校篇目,并积极配合编委会办公室与古联公司工作的顺利接转。截至2018年9月,他们承担的点校篇目已全部交齐。

到目前为止,全部定稿篇目已经移交古联公司,10个部类中的前四个部类文本已由古联公司按照中华书局专门编辑组设定的版式、体例、规格灌入数字化出版平台。招募校对、审读人员的通告发出后,全国有上千人报名应募,第一批入选者现已展开工作,专业水准受到中华书局好评。2018年5月21日,《光明日报》以《古籍整理出版开启3.0时代》为题,报道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启用在线审校”的情况。

2018年8月31日,中华书局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编纂出版工作联席会议,通报整个项目进展状况,商议后续工作中双方的配合协调机制。会议商定,为铭记任继愈先生在《中华大藏经》编纂事业中留下的历史足迹和开创之功,将2006年11月他向国务院提交的重新启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论证报告,略作修改后作为《代总序》置于全书之首。按照中华书局预定计划,《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首批出版成果拟于2018年11月公开亮相。这个时间与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几乎同步,不啻为“世界佛教论坛”宏大潮音的浑厚共鸣。2019年春节过后,中华书局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辑委员会还将在北京举行隆重简约的新闻发布会或出版座谈会,正式宣布该书问世的消息。参加今天“世界佛教论坛”的不少国内嘉宾也应会受邀莅席,一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再结胜缘。

在2006年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2015年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上,笔者都提交发言稿,向与会者介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及其进展情况。两篇文稿分别被《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和“佛教在线”网站刊载。2009年3月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主办方特意安排杜继文先生代表任继愈先生作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编纂思路和重要意义。杜继文先生指出,《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出版,象征着我们民族的重新兴起,是国家由贫弱到富强的一个投影;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佛教界的与时俱进,有助于推动世界多种文化形态的友好对话和交流。在当时发言的末尾,杜继文先生大声呼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佛教文化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杜继文先生的发言,博得中外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回到北京后,他向住院的任继愈先生汇报了大会发言的情况,任继愈先生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


今天,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在历经16年奋进,迎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在即的欢悦时刻,又恰值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隆重召开,笔者愿意套用杜继文先生的表述来作为本文的结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宣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的道路上,包括众多佛教文化探索者、建设者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发扬者,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文化自信的激励下,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中华大藏经》事业的启示作用,庶几正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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