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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岁利:唐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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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岁利:唐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考古学观察

2019-7-31 11:40|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126| 评论: 0
摘要: “三朝五门”制度来自周礼,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历朝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诠释。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则是唐代对这一制度遵从并比附到宫城规划空间上的一种体现,为我们理解唐代大明宫政治空间格局以 ...

“三朝五门”制度来自周礼,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历朝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诠释。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则是唐代对这一制度遵从并比附到宫城规划空间上的一种体现,为我们理解唐代大明宫政治空间格局以及宫城形制布局提供了一种考察视角。

   

  目前历史学界对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三朝制度及其与周礼古制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较系统的论述。诸位学者的论述主要通过总结历史文献中唐太极宫、大明宫内不同空间位置所举行的各种政治以及礼仪活动,来判别其在古礼三朝中的具体角色,还有学者通过唐代君臣直接将宫城的殿、门比附三朝五门的一些文献记载来分析唐长安三朝五门的布局,使得我们对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认识日渐明晰。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三朝五门布局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充分的注意与重视。大明宫考古所获得的一些宫城形制布局方面的资料,是唐代对于周礼三朝五门制度的最直接的认识与体现。既往的研究中,虽有学者注意到了相关考古资料的运用,但涉及不多,所关注的相关考古资料也过于陈旧。运用大量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唐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对唐长安大明宫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宫城考古中,大明宫遗址成果最为丰富,资料涉及大明宫宫墙、宫门、宫殿、池苑、道路、水系等。近些年,大明宫“南五门”中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兴安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遗址的考古新成果,含元殿遗址以南唐代水渠的考古新发现等,所获新资料均与大明宫南部朝政区形制布局密切相关,也是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

   

  一、大明宫的三朝五门制度

   

  唐代三朝制度与周礼三朝的对应关系,最初集中体现在太极宫的形制布局上。《唐六典》李林甫注解中就明确记述了太极宫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分别比附外朝、中朝、内朝。对于大明宫的三朝制度,《唐六典》仅以注文的形式,揭示了含元殿作为外朝以及紫宸殿作为内朝的情况。

   

  “(太极宫)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原注: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原注: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原注:盖古之内朝也……)”。

   

  “(大明宫)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原注:……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外朝〕),……宣政北曰紫宸门,其内曰紫宸殿(原注:即内朝正殿也)”。

   

  《唐六典》对于唐代三朝制度注解的理论依据,应是来自汉代郑玄关于三朝五门的注解。

   

  《周礼·秋官·朝士职》郑玄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大询众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内朝二者,正朝在路门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门内,大仆掌之。诸侯之外朝一者,在皋门内、应门外。内朝二者,亦在路寝门之外内,以正朝在应门内,故谓应门为朝也”。

   

  郑玄所云三朝位置,由外向内依次为外朝、正朝、燕朝。天子五门由外向内依次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此观点可与唐代具有典制准则性质的《通典》相类比。

   

  《通典》卷七五《礼三十五· 沿革三十五·宾礼二·天子朝位》载:“周制,天子有四朝(原注:恒言三朝者,以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原注:在皋门内,决罪听讼之朝也),……左嘉石,平罢人焉。右肺石,达穷人焉(原注:……王之五门,雉门为中门,雉门设两观,与宫门同……)。二曰中朝(原注:在路门外)。……公卿大夫辨色而入应门,北面而立……。三曰内朝,亦谓路寝之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燕寝释服。四曰询事之朝(原注:在雉门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杜佑虽然提出周制天子四朝之说,但是其实质仍然是郑玄的三朝划分法。

   

  关于天子五门,《通典》亦载:“天子路寝门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门,二曰库门,三曰雉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之内则路寝也。皋门之内曰外朝,……雉门之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之间。……应门内曰中朝,……燕朝者,路寝之朝。群公以下,常日于此朝见君。……唯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与三朝同”。

   

  不难看出,唐代对于三朝范围的认识通过五门的界定,更加明确,即皋门与应门之间为外朝,应门与路门之间为中朝,路门之内为内朝。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大明宫三大殿分别对应周礼三朝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文载,“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上,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则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宰相押之,由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紫宸殿言,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

   

  叶梦得对大明宫三朝的空间划分,依次为含元殿外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燕朝,其所云内朝又称中朝,燕朝又称内朝或者路寝。如此,叶梦得的观点,就与《唐六典》紫宸殿“内朝正殿”的礼制地位解读是相符的。

   

  同时,宋代礼学权威对于大明宫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座宫殿直接对应周礼三朝也有所赞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右谏议大夫张洎在参与制定入礼仪时,曾云:“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即只日常朝之殿也”。

   

  大明宫的建筑布局基本沿袭了太极殿前朝后寝的形制并形成三大殿制度,已得到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并且指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分别对应外朝、中朝、内朝。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大明宫将太极宫承天门外朝的传统,如外朝活动、门(殿)前置登闻鼓、肺石等,转移至含元殿,并通过大赦、改元等礼仪程式,将丹凤门、含元殿在空间上结合,共同作为外朝。

   

  大明宫三大殿对应外朝、中朝、内朝,学界的认识已较为明晰。但针对大明宫哪些门址位置比附天子五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献中亦无明确记载。仅有学者提出丹凤门的位置应该比附五门中的应门,但对于天子五门中其他几座门址(皋门、库门、雉门、路门)的位置在大明宫中比附所对应的门址至今鲜有论述。

   

  我们通过《通典》中对于三朝五门的记述基本可以梳理出大明宫中天子五门的比附对应位置。据《通典》所述,皋门与应门之间为外朝,应门与路门之间为中朝,路门之内为内朝。也就是说,应门应该是外朝与中朝的分界线,路门是中朝与内朝的分界线。大明宫南部朝政区建筑布局目前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已较为清楚,是由丹凤门-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紫宸门-紫宸殿作为中轴线,形成东西对称“建中立极”的建筑格局,这种宫城布局最早可溯源至曹魏洛阳城。不仅如此,大明宫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正门对正殿(丹凤门正对含元殿、宣政门正对宣政殿、紫宸门正对紫宸殿)的三大殿朝政格局。依此,可以基本认为大明宫中天子五门的比附对应关系为:丹凤门比附皋门(“皋门之内曰外朝”),宣政门比附应门(“应门内曰中朝”),紫宸门比附路门(“路门之内则路寝也”)。同时这也与郑玄所注《周礼·秋官·朝士》中天子五门位置基本相符。

   

  另外,对于有学者提出丹凤门比附应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结合唐代后期的政治历史情况区别看待。

   

  不可否认,丹凤门在唐代后期亦为举行改元、大赦场所,具备外朝性质,这一点也为宋代吕大防所持说。大明宫在唐代后期类似因政治需要改变宫门性质或变更朝政与政治礼仪场所的事例很多,历史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丹凤门之所以具备外朝功能,应是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在宫门礼仪制度上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丹凤门最初不具备外朝功能,至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在宫门制度上增加了改元、大赦等外朝性质的礼仪功能。因此,丹凤门宫门礼仪制度的变迁,应该与大明宫最初建筑三朝五门布局规划区别看待。

   

  唐代后期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宫门制度,这种现象在大明宫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证据。2009年,考古工作者对大明宫西南隅的兴安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翔实的考古资料。兴安门作为大明宫南墙最西端的门址,最初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城墙上一座城门,为了适应大明宫的修建,被归入到大明宫门址之列,是为大明宫宫门中“南五门”之一。发掘表明,兴安门为了适应从城门到宫门的转化,将一门三道易制为一门二道,同时将门址的朝向也进行了改变。不仅如此,在门址礼仪制度上,兴安门从长安城城门归入大明宫宫门后,最初也并无政治礼仪活动,可能只用作通行而已。文献记载兴安门举行“受俘”仪式最早是在唐代后期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时期,长安城“受俘”仪式多在太庙举行。也就是说,兴安门具备“受俘”仪式的政治礼仪功能是在高宗龙朔二载(公元662年)建成大明宫之后145年才具备。大明宫虽然于高宗时建成并开始听政,但其实直到安史之乱后,才成为唐朝政治的核心。因此,大明宫最初的建筑布局,与唐代后期大明宫成为政治核心后缘于统治阶级政治需要对一些建筑所附新的政治礼仪功能,二者之间应有区别。

   

  同时,丹凤门在唐代后期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具备外朝功能,可能也与唐代后期对于特殊建筑空间恢复古代礼制有关。

   

  研究表明,大明宫的三殿建筑布局所比附的三朝制度,与唐代以前礼制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大明宫把含元殿作为举行外朝的场所,这一点与周代在库门之外举行外朝颇不一致,与汉代在司徒府大会殿举行外朝也不相同,与隋唐太极宫在承天门举行外朝也有区别。因此,唐大明宫的三朝制度虽然是沿袭古代礼制而来的,但在建筑格局方面却与周汉隋之制并不完全相同,反倒是在太极宫举行的三朝活动在建筑格局方面(一门二殿对应三朝)更接近于周汉之制。或许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在大明宫举行的三朝活动更加符合古代礼制,唐朝晚期才把含元殿与丹凤门共同作为举行外朝活动的场所。

   

  三朝五门制度所包含的礼仪制度深邃繁复,后世对其所涉及礼仪的实际应用在认识上也存在较多差异。鉴于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拙文不再对此制度本身作细致考论,仅以考古资料为视角,对唐大明宫三朝五门比附所形成的空间布局进行观察与分析。

   

  二、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及“含耀门”遗址

   

  (一)大明宫南部朝政区考古发现与三朝空间格局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明宫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已厘清了大明宫的建筑布局基本是延续了周礼“前朝后寝”格局,南部为朝政区,北部为生活区(图一)。大明宫最初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宫城形制布局展开,而南部朝政区的一些主要考古工作和发现均与三朝空间格局密切相关。


   

  1957~1959年,通过大规模考古勘探基本查清了大明宫宫城范围与形制,同时,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三大殿的位置范围也基本确定,丹凤门、宣政门、紫宸门的位置也首次探查到。在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收获就是在三大殿范围勘探发现了三道东西向宫墙。首次宏观认知了大明宫南部朝政区以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为中轴线,以三道宫墙将三大殿前后相隔为三个独立空间区域,形成前朝、中朝、内朝的三朝格局雏形。

   

  1959~1960年,含元殿遗址第一次发掘,揭露了殿址和两阁,基本搞清其形制。1982年,含元殿东朝堂考古发掘,揭露出早晚两期遗址。1995~1996年,含元殿遗址第二次发掘,大面积揭露出含元殿的柱网布置、大台形制、龙尾道位置、建殿时的砖瓦窑址、殿前广场、“第二道宫墙”等遗迹。

   

  1987年,含元殿东侧的“含耀门”遗址考古发掘,发掘出门址墩台、门道、“第二道宫墙”等。

   

  2005年,丹凤门遗址考古发掘,确认丹凤门形制为一门五道且门址位于大明宫南北中轴线南端中央,同时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学术难题。

   

  2006年,含元殿遗址南部新发现唐代水渠道、桥梁、道路等重要遗迹。因新发现的唐代水渠道遗迹位置恰是20世纪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宫墙”所在位置,由此引发对大明宫南部三道宫墙具体位置、宫墙上含耀门遗址的再认识。

   

  (二)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及“含耀门”遗址

   

  1.大明宫内部三道宫墙 1957~1959年,在三大殿范围勘探发现三道东西向宫墙,由南向北分别位于含元殿以南、含元殿两侧以及宣政殿两侧。

   

  “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南边120米(至含元殿前沿)处,南距丹凤门490米。墙东西残存长近1000米 。

   

  “第二道宫墙”是位于含元殿遗址东西两侧的一道墙,与第一道宫墙相距145米。此墙保存较好,仅在含元殿两端相接处各残缺了70~80米。含元殿以西的一段长480余米,西端与西城相接。含元殿以东的一段长870米,东端与东面的城墙相接。

   

  “第三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以北300米处宣政殿两侧。宫墙东部多破坏,仅在宣政殿以东300余米处和接近东城处,还残存有60余米和117米的两段。宣政殿以西的一段保存较好,向西与西城相接,长620米;在此进行了三处小规模考古发掘。

   

  对于上述三道宫墙,吕大防在《长安图碑》大明宫部分也有清晰描绘,即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位于宣政门两侧,第三道宫墙位于宣政殿两侧(图二)。不难看出,考古发现的三道宫墙与《长安图碑》中所描绘三道宫墙具体位置差别较大。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考古发现的三道宫墙除“第三道宫墙”进行了发掘确认外,其余两道宫墙只进行了考古勘探。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元殿遗址一层大台以南130米处(即含元殿前沿以南120米处,原含元殿遗址保护范围南围墙南侧)新发现一条东西向唐代水渠道,勘探发掘长度400余米,走向与含元殿南沿基本平行。新发现的唐代水渠道遗迹位置恰是20世纪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宫墙”所在位置。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考古工作,当时经过反复勘探和多部位、多阶段的考古发掘,确认20世纪50年代勘探认为的“第一道宫墙”实为唐代水渠道疏浚时将河道内淤土堆积在地势相对较低的河道南岸,长时期反复堆积而形成类似于夯土的层状淤泥堆积,因考古勘探工作的局限性,当时可能将此层状堆积误认为是夯土宫墙残迹。

   

  由于20世纪50年代考古勘探出的含元殿南部“第一道宫墙”不存在,因此,宋敏求《长安志》所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长安志作十,误)余步,中无间隔”,所谓“中无间隔”之说应是可靠的。

   

  目前已知大明宫三大殿范围考古发现的宫墙只有两道,即含元殿和宣政殿东西两侧的宫墙,且这两道宫墙均已得到考古发掘的确认。

   

  但笔者认为,大明宫三大殿范围内依然应有三道宫墙。三道宫墙的具体位置很可能正如《长安图碑》中所描绘,第一道宫墙位于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位于宣政门两侧,第三道宫墙位于宣政殿两侧。这一推断基于三点,一是含元殿和宣政殿东西两侧两道宫墙已得到考古发掘确认;二是大明宫多年的考古工作在紫宸殿以北区域再未发现相类似的宫墙遗址;三是北宋吕大防《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史料记录的可靠性。

   

  《长安图碑》、《三宫图碑》是吕大防在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和当时尚存的“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实地勘察长安旧地所完成,故《长安图碑》保存了关于唐代长安的重要资料,历代关注唐长安者多引述图碑内容;而《三宫图碑》中所描绘的一些内容如大明宫丹凤门形制、含元殿两侧宫墙、宣政殿两侧宫墙等,均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第一、三道宫墙已被考古发掘证实。第二道宫墙之所以至今未被发现和证实是因为宣政门所在区域及周边在1949年前后因生产建设大量取土,此范围内的遗存已被破坏殆尽。另外,目前宣政门东西两侧分别为现代村庄和城区道路,考古工作几乎无法涉及。第二道宫墙的发现与证实还有待以后的考古工作去完成。

   

  2.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 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含元殿东侧的“含耀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门址的发掘对于认识三大殿东西两侧南北街上的其他宫门遗址的形制与位置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三大殿东西两侧南北街上的宫门按照设置,形制应该一致。东侧南北街门址由南至北依次为昭训门、含耀门、崇明门,西侧南北街门址由南至北依次为光范门、昭庆门、光顺门。不仅如此,因该门址位于含元殿东侧的宫墙与含元殿东侧南北街交叉位置,该门址的考古资料对于了解和认识大明宫三道宫墙的形制、南北街范围和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三大殿三朝空间格局的东、西范围界定等提供了考古学资料。另外,含元殿至宣政殿区域因故破坏严重,区域内诸多遗址已无从考证,“含耀门”遗址作为目前此区域唯一发掘的遗址,其考古资料对研究复原大明宫三大殿区域格局和大明宫三朝布局就显得格外重要。

   

  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最初的定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对大明宫三道宫墙位置的认识基础之上。即“含耀门”遗址当时认定是在大明宫含元殿两侧“第二道宫墙”之上。随着2006年含元殿遗址南部唐代水渠道等考古新发现的公布,大明宫三道宫墙位置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含元殿东西两侧的宫墙实为大明宫三道宫墙中的第一道宫墙。由此引发了对含元殿东侧“含耀门遗址”的重新审视。

   

  唐代文献对于含耀门的记载不是很多,在《唐六典》中的记载也很简略:“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门;门外东廊曰齐德门,西廊曰兴礼门;内曰宣政殿。殿前东廊曰日华门,门东门下省,省东南北街,南直含耀门,出昭训门。宣政殿前西廊曰月华门,门西中书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庆门,出光范门。……宣政北曰紫宸门,……(紫宸门)左曰崇明门,右曰光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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