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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与中土:何为天地之中央 李智君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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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与中土:何为天地之中央 李智君 叙拉古之惑

2020-3-6 11:11|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78| 评论: 0
摘要: 内容提要:不同宗教的空间观念不同。当佛教传入儒教信仰为主的中土时,天竺与中土,何为天地中心,就成了中土高僧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事关是礼佛还是忠君的道路选择问题。道宣是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唐代高僧,他用 ...
内容提要:不同宗教的空间观念不同。当佛教传入儒教信仰为主的中土时,天竺与中土,何为天地中心,就成了中土高僧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事关是礼佛还是忠君的道路选择问题。道宣是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唐代高僧,他用佛教的空间结构系统整合中土空间,从而使印度成为天地之中心,而中土大唐则成为佛所王土的边地。道宣所采用的空间整合的核心方法,早在汉晋时期已经出现,即将苏迷卢山等同于昆仑山,使阿耨达池成为黄河的发源地,从而让天竺与中土山水相连。这一观念之所以流传开来,并一度坐实为中国的地理知识,在于僧侣巧妙地运用了传统中国河出昆仑的传说。道宣等的空间整合方式,使中土成为佛所王土的一部分,弥补了佛教典籍在早期结集时对印度域外地理知识的不足,完善了或补充了佛教空间结构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昌明了中土佛教的正统性。

一、引言


       一种新的思想出现或传入,往往会给一地固有的思想体系带来冲击,当冲击涉及信仰的空间基础,即空间结构系统时,往往会动摇其根基。“日心说”曾一度让上帝失去了立足之地。中国者,中央之国也①。在中土民众心目中,早已为常识的“中央之国”理念,在佛教传入后,却不得不面对天竺与中土,何为“中国”的问题。倘若天竺为天地之中心,那么中土奉天承运的“天子”,将何以自处?其说影响之大,谓其动摇信仰基础,当不为过,与“日心说”的影响,不差上下。中边之争,其实是二者谁为宇宙中心之争。唐代释道宣《释迦方志》云:


       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若非中者,凡圣两说不应名中。昔宋朝东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问沙门慧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此国中原,影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承天无以抗言。文帝闻之,乃敕任豫受焉。夫以八难所标,边地非摄,出凡入圣,必先中国。故大夏亲奉音形,东华晚开教迹,理数然矣。


       “名”只是道宣用来证明天竺为“中国”的五个方面之一。这里的“方中无影”,显然是指地球表面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太阳直射现象。义凈的观察亦证明了这一点:“然赡部洲中,影多不定,随其方处,量有参差。即如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国,至八月中以圭测影,不缩不盈,日中人立,并皆无影。春中亦尔。一年再度,日过头上。若日南行,则北畔影长二尺三尺。日向北边,南影同尔。神州则南溟北朔更复不同,北户向日,是其恒矣。又海东日午,关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难执一。”③游践过室利佛逝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义净,对太阳高度角的认识,要比慧严深刻许多。


       以有太阳直射就认定天竺为天下之中是靠不住的。首先,天竺之国也并非全在回归线之间,如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北。其次,中土也有直射现象。慧严、道宣,甚至包括最早记录下这个故事的《高僧传》作者慧皎等,他们即便没去过热带,读书也能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在今越南中部设立日南郡。《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④也就是说太阳在日南郡天顶以北,东升西落,划过天空。至于历法精确与否,是因制定历法时,一地所选择的参照物的不同,如太阴和太阳,误差则不同,与有无太阳直射或地理纬度之高低无关。那么,为什么在慧严、道宣的知识体系中,“方中无影”是某一地乃天地之中的证据呢?据《周礼》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⑤又《淮南子》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⑥也就是说,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土已用一尺五寸之圭,测量八尺之表的日影,来确定天地之中的传统。其实,圭表主要是用来计时的,其方法有二,一是在阳光下测量表影的角度,主要用于一日之内的计时;一是测量表影的长短,即测量圭上某一固定刻度表影在一年内的长短变化,以定节气与季节。所谓的“洛州无影”是指“夏至日在阳城一地(地中),日影与土圭一样长,土圭北侧端点以外没有日影”⑦。显然,中土所谓的“方中无影”,与佛教的“方中无影”即太阳直射现象,完全不同。中土“圭表测影”的计时方法,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测影现象,还被赋予丰富的空间意义,并与皇权的合法性相关联,至唐代依然如故⑧。


       慧严、道宣这样回护佛家之说,未必是其不了解中、印两国“方中无影”名、实不同的真相,而是巧妙利用中土民众“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的知识记忆,来证得天竺乃“天地之中”。可见,在前科学时代,把中土纳入佛教的空间结构系统之中,并尽可能地与传统中土空间结构体系相互兼容,其实是一个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的技术活。因为想要完成对不同空间系统的榫接,需要作者对中外天文与地理知识相当熟稔才行。而传统中土的地理空间观念的范围,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基本上囿于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以南,太平洋以西的广大区域,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印度,则知之甚少。然而,随着为数不少的西域僧人的到来,中土求法西域高僧的实地踏勘,以及数量众多的佛经被翻译出来,人们对南亚地理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因此,榫接中印佛教信仰空间结构系统的工作,在唐初就已基本完成了。其中《释迦方志》对此贡献尤多,论及中土和印度中边关系时,陈金华教授曾言:“这种观念最有系统、最有影响的表述,可能是道宣的《中边篇》。”⑨


       方志,乃四方风土记录之志书。《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⑩在中土方志是记载传统中国地理或空间理念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11)至唐初,尽管“轩继接,备尽观方”,但天竺和西域地理,远不如中土那样,被方志条分缕析,载记有序,而是“前后传录,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称谓多惑”。虽然隋代高僧彦悰著有《西域传》,但其“广布风俗,略于佛事,得在洽闻,失于信本”(12)。因此,道宣撰写《释迦方志》,以弥补其不足。一方面昌明佛教空间观念,条理地理事物;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土僧人,如何把中土纳入到佛教空间结构系统中,也是道宣在《释迦方志》竭力阐明的问题之一。换而言之,道宣撰写《释迦方志》,是想将中国的地理空间,纳入佛教空间表述的话语体系内,从而证明中土佛教的正统性。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王邦维教授(13)和陈金华教授(14),都注意到了唐代佛教的“中心”与“边地”问题,但皆未系统地揭示中土僧人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把天竺和中土整合为统一信仰空间的。本文以道宣《释迦方志》为纲,结合法显《佛国记》、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僧传史料,对唐代僧人运用佛教空间结构系统,整合中土空间的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探讨佛僧人运用佛教空间结构系统整合中土空间的方法,然后尝试分析“天地之中央”认同的个人因素以及初唐的社会背景。

二、僧侣运用佛教空间结构系统整合中土空间的方法


       佛所统摄的索诃(梵语Sahālokadhātu,意为忍土)世界,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结构系统。《入阿毗达磨论》卷下,《长阿含经·阎浮提州品》《阿毘达磨俱舍论·分别世品》等都有介绍。道宣《释迦方志》对索诃世界宏观空间结构的描述是:


       案此封疆,周轮铁山,山外是空,空不可测。山下是地,地下是金,金下是水,水下是风。其风坚实,逾于金刚,众生心力同业所感,能持世界,不令倾坠。自风以外,即是虚空。约此周轮,从下而上,至无色穷,名为有顶。论其尽界,从广所经,卒非里数之所度也。且如《智度论》,从色界天下一大石,经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始至地。约此上下方维,名为一佛所王土也(即以大千铁围而为封疆之域)。(15)


       道宣对索诃宏观空间结构的叙述,尤其是对地轮以上空间的描述,是相当简略的。与道宣简略但结构较为完善的空间描述相比,玄奘只关注了地轮空间,显得残缺不全。在地轮空间内,《大唐西域记》重点描述了转轮王的空间管理体系,即“金轮王乃化被天下,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陁尼,铁轮王则唯赡部洲”。(16)《释迦方志》则关注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数量等级体系:“苏迷山已上二十八天并一日月为一国土,即此为量,数至一千,铁围都绕,名小千世界。即此小千,数至一千,铁围都绕,名中千世界。即此中千,数至一千,铁围都绕,名为大千世界。案此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顶,则有万亿之所,皆为佛之统摄,俱遵声教。”(17)


       由此可见,佛所王土,“论其尽界,从广所经,卒非里数之所度也”,完全是一个教理上自洽的信仰空间,尽管玄奘和道宣所依据的《俱舍论》中,未言及中土的空间及位置,但在中土僧侣的信仰体系中,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土当然被囊括其中。这样的认识,在僧侣心中,已然成为公理性的常识,不容置疑。因此,无论是玄奘、辩机还是道宣,只是依据不同的佛经,归纳出自己认为值得介绍的空间结构系统而已。他们要把中土空间整合进索诃世界,则要在更具真实性的地理空间,即赡部洲中展开。


       佛教的空间系统中,处于苏迷卢山以南,咸海之中的赡部洲,其地位不同于其他四洲。一方面,“唯此洲中有金刚座,上穷地际,下据金轮。一切菩萨将登正觉,皆坐此座上,起金刚喻定,以无余依及余处所有坚固力能持此定。”(18)金刚,据《金刚仙论》:“言金刚者,从譬喻为名,取其坚实之义,如世间金刚。有二义,一其体坚能破万物,二则万物不能坏于金刚。”(19)金刚喻定,即菩萨于最后位时,断除最后一切最细微之烦恼而得的禅定。由于佛入金刚定,故其处谓金刚座。摩揭陀国“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20)。另一方面,佛生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迦夷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过去来今诸佛,皆生此地。”(21)佛为威神,不生边地。“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生于中国,不在边地。所以生此阎浮利地者,东西南北亿千阎浮利地,此间阎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胜余方,余方刹土,转不如此。”(22)因此,在四大洲中,赡部洲为天地之中央。而在赡部洲中天竺为天地之中央,在天竺,则中印度为天地之中央,即“中国”(23)。


       作为中土士人,面对两个“中国”问题,自然要做出取舍。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承认天府之国——大唐为“中国”,把印度的地理空间,整合进中国固有的地理空间结构系统之中,一种是承认天竺为“中国”,把中土的地理空间整合进天竺的地理空间结构系统之中。道宣采用的方法属于后者。他在《释迦方志》中,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约五事以明中也。所谓名、里、时、水、人为五矣”。即从五个方面证明天竺乃名至实归的“中国”。


       一言名者。名即名称辨析。本来道宣想用名称辨析来论证天竺即中央之国,但却举了一个历法的例子来说明。“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若非中者,凡、圣两说不应名中。”在道宣看来,既然大家都说西域或中天竺为“中国”,那自然是“中国”了。然后举出何承天问惠严的故事来证明天竺乃天地之中。道宣的这个故事,是从慧皎《高僧传·慧严传》演义来的。


       东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问严佛国将用何历,严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中,于五行土德,色尚黄,数尚五,八寸为一尺。十两当此土十二两,建辰之月为岁首。”及讨核分至,推校薄蚀,顾步光影,其法甚详,宿度年纪,咸有条例,承天无所厝难。后婆利国人来,果同严说,帝敕任豫受焉。(24)


       慧皎版的故事中也有问题,比如天竺“于五行土德,色尚黄”,显然系中国土产,跟天竺搭不上边。当然,南北朝时期,天竺国情究竟如何,大家知之甚少,也不足为怪,且不去说他。重点看道宣是如何改造利用这个故事的。


       其一,道宣将何承天“以博物著名”,改写为“博物著名,群英之最”。“群英之最”一语,让何承天从一个特长明显的士人,一跃成为刘宋朝野的“学霸”。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连学霸都无言以对,所言之理,自然是正确无疑了。道宣之所以这样“羞辱”何承天,不仅在于何承天精通天文和历法,曾改定《元嘉历》(25)。更为重要的是,何承天是一个反佛斗士,生前与佛教徒宗炳、颜延之等论战不休。(26)


       其二,道宣将何承天的问题“佛国将用何历”,改为“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从而使问题的导向发生了转变,即由历法精确与否,转变为何方为天地之中。这一转变就为否定中原为天地之中,做好了理论铺垫。“此国中原,影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


       结合前文对此问题论据真伪的讨论,由此不难看出,道宣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夫以八难所标,边地非摄,出凡入圣,必先中国。故大夏亲奉音形,东华晚开教迹,理数然矣。”即天竺为天地中心,所以“大夏亲奉音形”,中土为边地,故“东华晚开教迹”。


       二言里者。这里是指通过地理位置定位来确定天竺为天地之中。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定位,在西方经纬网地理坐标系统创立并传入中国之前,地方志常用的方法是“四至八到”法,即依据某一地理事物与不同方位地理事物之间的距离,来确定该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通常运用的是“四至”(东、西、南、北四正)和“八到”(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共计八个方位的距离,简称“四至八到”。其实质是方位结合距离的相对地理位置定位法。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已经用此方法给地理事物作空间定位了。


       道宣这里所指的“里”,正是用“四至”的里数,来证明天竺位于天地之中:


       二言里者,夫此一洲大分三量,二分以北,土旷人希,獯狁所居,无任道务。一分以南,尽于三海,人多精爽,堪受圣化,故约道胜大圣都焉。故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振旦即神州之号也。彼人目之)。南至金地国五万八千里,西至阿拘遮国五万八千里,北至小香山阿耨达池五万八千里。”观此通摄,取其遐迩齐致,以定厥中,其理易显。


       道宣首先用赡部洲民风的地理差异来论证天竺乃中央之国。他把赡部洲从北向南分为三个区域,北边的两个区域“土旷人希,獯狁所居,无任道务”,南边一个区域则“尽于三海,人多精爽,堪受圣化,故约道胜大圣都焉”。所以南边为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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