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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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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的关键

2020-3-26 09:13|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62| 评论: 0
摘要: 一讲到中国文化,首先就联想到中国民族。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天地生人,本没有分别,分别则在民族血统上,乃 ...


讲到中国文化,首先就联想到中国民族。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天地生人,本没有分别,分别则在民族血统上,乃及文化上。今天是特地从民族方面来讲文化。


中国民族如何形成?这似乎不是问题,而实是一大问题。中国广土众民,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华民族那样众多的人口。中国占地之广,也非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可及。由中国人来构成如此一个伟大的社会,这都是受了文化力量的影响。而且此一社会绵延最久。


以美国历史来比,不及我们二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历史更短。英、法两国,也没有超过一千年。所以世界上民族最大,文化最久的,只有中国。


我们读西洋史,最易引起注意的,是他们很看重民族区分。如巴比伦、埃及、希腊,只环绕在地中海一角的小地面上,但民族相异,而又永不相融和。尤其是同在一地,最先由一个民族居住,后来由另一民族侵入,最后又有另一民族进来,记载得清清楚楚。


即如现代欧洲,地面也不算大,然而民族分歧,也永不得相融和。英伦三岛,最先是某一民族居住,最后又是某一民族侵入,直至目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有分别。


难道中国大陆上一生下来的便都是中国人,其间更没分别吗?难道上古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直传下来,便只是一个中国民族吗?


我们读了西洋史,回头来读中国史,只觉得中国史上很少讲到民族问题,使人不易看清楚中国民族究从哪里来,又如何般生长形成。


我们只能粗略地说,正因我们中国人向来不看重民族区分,因而很易成为一个大民族;西方人正因太看重了民族区分,因而民族和民族间遂致不易相融和。



现在我们再追溯到历史上来讲,中国古代有“氏姓”之分。男人称氏,指其居地言;女人称姓,指其血统言。若把我们古史上所见的姓氏仔细加以条理,可见某一同血统底氏族分布在那几处地区,或亦可指出其最先从那一地区随后又转移迁徙到那一地区去。


如此说来,在中国古代,未尝不是有许多异血统的部落同时存在。如炎、黄相争,亦未尝不是中国古史上一种民族斗争,但后来我们则自称为“炎黄子孙”,至少此一民族界线早已泯灭了。因此我们只认中国古代有氏族之分,却不认为有民族之分。


下至西周时代,列国分封,绝大多数是姬姓,然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已由姬姓民族来征服统治了其他各民族。在古史上其他帝王的后代也都有封国。到东周春秋时,诸侯列国同称诸夏,当时他们都称是夏王朝之后,都是历史上一个传统流衍而来。


如孔子是殷代之后,他生在鲁国,居在鲁国,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民族观念上说,孔子也认是诸夏,是当时的中国人;在政治观点上说,则孔子主从周,不主从夏或从商。


但当时诸夏之外还有许多蛮夷戎狄。那些蛮夷戎狄像是异民族,其实不尽然。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姬是周姓,子是商姓,可见大小二戎皆与诸夏同血统。又娶骊姬,可见骊山之戎亦同是姬姓。又有姜姓之戎。如此之类尚多。


可见当时夷、夏界线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统。楚国自称蛮夷,后来亦渐被认为诸夏了。吴越皆诸夏血统,在春秋初年不与中原诸夏相通,当亦在蛮夷之列,到春秋末年,亦为诸夏之盟主。


可见讲《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线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


从战国到秦代,中国大陆上便已融和为一民族。《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时的交通文字和人伦道德,都已统一。而所谓中华民族,亦至是遂臻确定。那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值得大为阐扬的一件事。


中国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而中国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那还不见中国文化之价值,那还不值得我们来阐扬其甚深意义之所在吗?


“血统”是民族特征之第一项,“居地”是第二项,中国古人对于居地能影响当地居民性格方面之关系,亦认识得很清楚。《小戴礼记·王制篇》有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那是说天时气候温度湿度,交通物产,环境上有了种种差异,便影响到各地居民之性格,如刚柔轻重迟速,乃至习惯风俗之一切,以及饮食衣服使用器械种种之相异。


中国古人承认此诸相异,并认为此诸相异不可强同,重要者在此诸异之上,要能“修其教,齐其政”,要教化修明,政治齐一,务求对此五方诸民均能使其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至于其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也所不妨,只要能达其志、通其欲便是。


当知此一理论,便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在广大土地复杂居民之上,渐渐融成出一大民族来之主要原因所在。我第一讲“性道合一论”,亦可用此一节话来互相阐发。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


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


诸位如读西洋史,如古代之希腊罗马,中古封建社会神圣罗马帝国,至近世现代国家、帝国、殖民、资本主义,各有它们的精采处,但永远为一个民族纠纷所缠住而不得解脱,而使西方文化永远有其一限度。


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只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所悬此一理想可以当之。若仅在物质上求发明,当知会永远达不到此境界。


现代西方的科学发明,关于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乃及现代新兴之文化学,种种知识,实可对我上引《王制篇》中一节话加以种种证明、种种发挥。


但只缺少了一番“一视同仁”的文化理想,来为世界各地居民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与教化,来为世界各地居民通其志,达其欲。所以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纠纷,直到今天不得解脱,而且仍会不断纠纷下去。


若反观中国历史,好像中国民族如自天下降一般,好像中国民族自始便是一个中国民族。


到今天,却觉得中国民族没有一股力量像西方般也能来欺侮人,而且还不能避免别人之欺侮,就反而指摘中国文化之无意义与无价值,那真是一种短视,一种谬见,我们不该不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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