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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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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

2020-7-16 10:42|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128| 评论: 0
摘要: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 ...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


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


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


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


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


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


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


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 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

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整理什么?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

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

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

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

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 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此处删节)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


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


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


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


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


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


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


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 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

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整理什么?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

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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