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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逝世 | 李零:他是个淡薄名利的人,酷爱学术的人,待人诚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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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逝世 | 李零:他是个淡薄名利的人,酷爱学术的人,待人诚恳的人

2018-1-15 14:27|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302| 评论: 0
摘要: 2018年1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92岁的高明先生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去世。作为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学家与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在考古、古文字教学与研究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卓 ...

2018年1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92岁的高明先生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去世。作为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学家与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在考古、古文字教学与研究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活字文化今天刊发李零先生记述高明先生的长文,有助于大家了解高明先生的为人与治学,同时表达我们对高明先生的怀念与哀思。

持诚以恒,终无愧悔

——从高明老师的书读到和想到的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读书人最重虚名,能够看破名的,少之又少。澹泊名利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见过的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是这样的人,高老师也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厚道的人。

       

人有生前之名,也有身后之名。我们和古人打交道,只读其书,不见其人,什么恩怨是非,道德高下,统统烟消云散,距离产生美感。但活人呢,情况却大不一样,人和书都很重要。如果密迩相处,人更重要。你会发现,有些名气很大的人,其实并不可敬可爱;有些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名气反而不大。有时候,人和学问还正好相反:得之博大,失之油滑;得之谨严,失之苛狭。人好学问好,当然最好,但让我挑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会乐于和一个缺乏真诚缺乏宽容自己不轻松也让别人轻松不起来的人聊天谈心讲心里话呢,除非你自己就是个虚头八脑的人。


高老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不仅是他的书,也是他的为人。特别是他的为人,和他面对面谈话,心对心交流,尤其让我感到轻松愉快。


我和高老师认识多年。当年,我在考古所,就认识高老师;调来北大,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但我觉得,对高老师,我还理解得很不够,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古文字学界,对高老师的重视也很不够,甚至存在歧视和偏见。如以高老师作课堂教学的靶子和辅导学生写论文批判高老师,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是极不公正的。


高老师写的书很多,每出一书,他都送我。最近,我把这些书放在一起,重新学习了一遍。这里,我把我的体会讲一下。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高老师不是个一般的古文字学家,即通常认为,纯属汉语专业的古文字学家,更不是那种撅着屁股认字,热衷纠谬订错,专跟同行抬杠较真毁人不倦的古文字学家。现在的古文字学家,多半是这样一种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风气,完全是这种样子。高老师不一样,他不是这种“正宗的”古文字学家,而是个考古出身的古文字学家。他忠于职守,勤于著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也为后来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材(如葛英会、连劭名、曹玮、来国龙、许全胜、王明钦,等等)。一个学者,不管本事大小,他对他从事的事业倾心热爱,笔耕不辍,尽心竭力,这就够了,何必再说三道四。


为了让我的同行对高老师的贡献有一个全面了解,我先讲一下高老师的考古经历。


高老师,1926年12月22日生,天津人,有天津人的豁达和开朗,鹤发童颜,今年(本文写于2005年——编者注)已经79岁。解放初,他已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北京市劳动局当干部。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这是北大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的第一届招生。1956年,高老师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都是在这个岗位上。


1976年以前,高老师除课堂教学,经常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田野实习。他主持或参加过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这段难得的经历,别人很少提起,他自己也很少提起。他说,考古是门靠发现吃饭的学问,很多人辛辛苦苦,全靠这些发现,他们对这些发现非常在乎,对发现的解释权和发明权也非常在乎,惟恐别人抢材料。所以,凡遇此类问题,他总是能避的就避,能让的就让,发掘完,材料一交,走人。对这段经历,他轻描淡写,一点都不在乎。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是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位老前辈。


毕业后,紧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他都参加了。很多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故事,不堪回首,我听他讲过。


1958年,高老师带领考古专业54级的本科生(还有苏联留学生刘克甫和两个朝鲜留学生)到陕西华县实习,发掘泉护村、安家堡、骞家窑、元君庙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墓地,当时是副博士研究生的杨建芳和张忠培先生任辅导员。发掘收获,见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2期,71-75页;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297-328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发掘回来,系里调高老师支援新疆,他没去。去了就糟了,我这么想。高老师的一生都会因此而改变。


1959-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高老师在北京昌平斋堂下放劳动。


1961年,高老师和邹衡、俞伟超、李伯谦先生带领58级的学生到北京昌平县实习,共同主持了雪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雪山文化,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红山、龙山和夏商。这次发掘,报告未出,只有简单介绍,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2-25页。


1962年,高老师和严文明、夏超雄、李伯谦、张剑奇先生带领59级的学生(还有越南留学生二人)到河南安阳市实习,参加了安阳大司空村的发掘,简报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8期,380-384页。


1963年,高老师带领部分59级的学生到山西省侯马工作站,在工作站张万钟先生的指导下整理陶器资料,并对天马-曲村一带的西周遗址和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这是最早对天马—曲村遗址的调查和试掘。


1964-1965年是四清运动时期,高老师在北京昌平县参加四清工作。


1966-1976年是“文化革命”时期。考古专业内又有很多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故事,更加激烈。1966-1969年在学校搞运动,1969-1971年下干校(在江西鲤鱼洲),1970-1976年是工农兵上大学时期。


1975年,高老师和赵朝洪、张剑奇先生带领73级的学生到陕西咸阳进行田野实习,参加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市文管会、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负责主持了阿房宫遗址中“北司”遗址的清理和发掘。实习结束后,并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锡台先生赴扶风、岐山进行考古调查,为次年74级学生的田野实习划定发掘范围,确定以扶风召陈和岐山凤雏为发掘地点。


1976年,高老师主动提出不参加74级学生在周原遗址的发掘,改同吕遵谔、赵朝洪先生带领73级的学生到山东淄博市齐临淄古城桓公台、河崖头等东周遗址进行发掘。


“文革”结束后,高老师同苏秉琦先生谈过,希望脱离田野工作,专心从事古文字教学和古文字研究,获得领导批准。他的考古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高老师参加过的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时间范围包括新石器时代(如泉护村、元君庙的仰韶遗址和墓葬,以及雪山遗址)、商代(大司空村遗址)、西周(天马-曲村遗址和周原遗址)、东周(侯马古城遗址、桓公台遗址和河崖头战国墓)和秦代(阿房宫遗址),早期各个时段,都有亲自动手的经验。这些工作,有些很重要。如天马-曲村遗址和周原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就是后来开展工作的序幕,现在谁都知道这两个遗址,名气非常大;雪山遗址,也是北京地区很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考古训练和考古实践对他的古文字研究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历史、文献和考古三结合的大视野,高老师的古文字研究和古文献研究,早期各段都有所涉及,每个时段的文字,他都是从文字背后的多重背景寻找说话依据;二是他的作品大量使用了考古材料和考古方法,不光是就字论字,而是结合着考古实物,考虑到它们的组合、形制、纹饰,以及考古的年代序列和遗址分布。


中国的古史研究,其实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尽管专业分工把它分成了许多领域,但实际上是同一门学问。学者按各自的专业训练分疆划界,往往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越是自成系统,技术性和专业化强的领域,越是容易变成壁垒分明自我满足的封闭系统。“我离开谁都行,谁离开我都不行”,就是这种故步自封的典型表达。考古研究有这类问题,古文字研究也有这类问题。正是因为有这这种状况,我们才特别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和沟通。


古文字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都有份。但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它只是一门识字的学问。我和这种看法不同。因为事实上,罗王之学和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把自己局限于这种学问,而是把地下出土的各种材料,当作研究三代上古历史的线索。以往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者,其实是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当中,既有传统的金石学家,也有西学引进后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既有传统的小学家和考据学家,也有西学引进后的语言学家。传统小学家,即所谓章黄之学,原来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现代语言学家的参与也相当晚。这是一门新旧杂糅大家拼凑起来的学问。我们需要的是彼此尊重和取长补短,特别是边缘学者,边缘学者从事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不同领域的沟通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比如甲骨学研究上的“四堂”: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罗、王,严格讲起来,是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董作宾是考古学家。他们都是跨越不同领域的学者。谁都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单打一”地研究古文字,就说他们不是古文字学家。相反,正像董作宾对甲骨学有巨大贡献一样,考古学家利用考古学知识研究古文字,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角度。比如他把甲骨分为五期,就是从考古分期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同样,说到北大考古系(现在是考古文博学院)的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老师是功不可没。我希望,大家读他的书,一定要注意他的学术背景,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更不要忘记这一点。


 

高老师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1952-1953年是由张政烺先生讲授,1954-1957年是由唐兰先生讲授。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高老师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在高老师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唐先生的很多影响。高老师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序言)。


我在上面说过,1956-1976年,这20年里,高老师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历次政治运动也无端耗费了他的很多生命,就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前辈一样。这段时间里,高老师正式发表的文章只有三篇:

(1)《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59年10期,24-31页。


(2)《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4期,211-215页。


(3)《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文物》1973年12期,6-13页(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前两篇,发表于“文革”之前,后来收入了《高明论著选集》。后一篇,发表于“文革”期间,是与俞伟超先生合作,没有收入《高明论著选集》。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试用教材)。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老师的著作主要写成于1976年以后,发表则是1980年以来。1976年,“文革”的结束,解放了所有中国人,也解放了高老师。


1980-2001年,高老师共出版了六本专著:

(1)《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初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

(3)《古陶文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古陶文字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与葛英会先生合作)。

(5)《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6)《高明论著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这六本书,(1)(2)两种是在《古文字学讲义》的基础上写成,是高老师对其古文字教学的总结;(3)(4)两种是系统研究古陶文的专著;(5)是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考据之作;(6)是单篇论文的选萃。此外,高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限于篇幅,下面不再谈。


在欧美国家里,很多教授都是一本书主义或两本书主义。我国老一代的学者,有些连一本书都没有。但高老师却写了六本很有份量的书,比起他的同辈,是相当高产的。然而,高老师在职称晋升上却并不顺利,退休时连一个“博导”的头衔都没有。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惭愧惶恐,不合理呀。


我先说一下高老师的头两本书。


中国的古文字教学,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本来就是稀缺,世俗多神话为绝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最初只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招收古文字研究生。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好多老先生还在。老先生带学生,一般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如果大家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体会一下,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道路有多艰险,大家就会理解,高老师的贡献有多大。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著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老师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第二,我们学校,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第三,高老师的这两本书是出版于1980和1987年,不但比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1992年,《中国古文字通论》获得全国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那是当之无愧。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话。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就是看重结果胜于开端。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后来居上”的“后来”,总要尊重它所踩的肩膀。其实,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提出问题,划定范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白手起家的草创之际。全局性的突破,理论性的突破,尤其重在开端,细节的对错并不是关键问题。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有,就是不一样。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反正在我看来,高老师对古文字教学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这一点绝不能抹杀。


研究古陶文,也是一种填补空白的工作。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这两本书,我也经常用。前者,应中华书局之请,我对周氏家藏本还做过分类考释。平心而论,它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有人私下对这两本书横加挑剔倒也罢了,但要说它们连《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的水平都不如,那可就太过分了。特别是,高老师写这两本书,那是倍尝艰辛。我知道,为了复印各种拓本集中的材料,他需要少许资金的支持,但向学校申请,不批准,很多花费,只好自己掏腰包。我们现在的科研制度,是花钱才叫成绩,花大钱才叫大成绩。对比当时特别是今天那些虚糜国帑、脑满肠肥的浩大工程,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高老师的书太不容易,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感到委屈。

马王堆帛书《老子》,基本上属于文献学研究。过去,很多研究《老子》的学者读惯了传世本,对传世本形成感情,形成心理定势,帛书本发现后,他们总想折衷二者,说帛书本和传世本各有千秋,应该择善而从。高老师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帛书本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不能不问历史先后,任意搀杂。我们从校勘学的常识看,从文本演变的历史规律看,高老师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汇集所有材料,做全面整理,在《老子》研究上也是独树一帜,深得古文献界和哲学史界的好评。

高老师的论文集,对研究高老师的研究范围和前后变化也很重要。


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五组。


(一)文集的前五篇,主要是谈文字起源、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和释字体例。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是谈文字起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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