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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人行读书会 第二期 20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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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三人行读书会 第二期 2018/1/16

2018-1-26 10:35| 发布者: 法良| 查看: 222| 评论: 0
摘要: 书籍分享——陈锦航:1《天谴行动》纪实小说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在提倡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上,在世界各国热情观众的注视下,11名无辜的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成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 ...

书籍分享——陈锦航:1《天谴行动》纪实小说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在提倡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上,在世界各国热情观众的注视下,11名无辜的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成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九月”残忍杀害。这一轰动全球的悲剧性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

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暗地里,时任以色列女总理果尔达·梅厄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制造惨案的恐怖组织“黑色九月”付出代价。为此,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提供了一份罗列出11名恐怖分子头目的暗杀名单。就这样,一次历时多年、花费巨大、足迹遍布欧洲的秘密复仇行动在无声中开始,最后又在无声中结束。后来,当媒体逐一披露出这些秘密暗杀事件时,为方便报道,将其统称为——天谴行动。

5个普通以色列人被“摩萨德”选中,组建行动小组,肩负起了消灭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的任务,誓要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时死在恐怖分子手上的11名以色列人报仇。阿夫纳(化名),是当年那个5人行动小组的组长,如今已离开“摩萨德”的他和妻子女儿在美国生活。

本书是作者乔治·乔纳斯根据阿夫纳的亲自口述编写完成,真实记录了复仇行动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一些相关人士的名字均采用化名,以免曝光其身份。

本书并没有刺激、戏剧的杀人描写,作者更贴近于对人心的描述,反思反恐的意义。只要有一些钱、联系好线人,就可以杀人。但是这些线人也可能把暗杀者的墙报卖给恐怖分子。暗杀是否可以杜绝恐怖主义?杀一个恐怖分子依旧会有另一个人顶上来。所以说,我的体会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反观中国,维稳带来了新的民族隔离与民族之间的不信任,这只是消极的预防,我们需要一种从社会根源上去杜绝恐怖主义的积极治理模式,能够提升公民与民族融入感的好社会才是最好的维稳之道。

2《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

本书是一部另类的艺术史,它不只是告诉读者希特勒的“林茨特别任务”是如何的黑暗和罪恶,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一个战时艺术品流通的链条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其中独裁领袖、下属执行机构、艺术史学者、画商、艺术中介人、艺术品原物主等在各个环节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背后的原因。可以说,多数艺术品的来源并非主动盗抢:第三帝国的臣民踊跃捐献,但却因为达不到要求而被拒收;犹太收藏人为了自保,主动卖画并为这项任务积极工作;欧洲各国的艺术品商人为了大价钱争相卖画给德国,甚至为了战后交易作废以便回收艺术品而拒开发票⋯⋯

今天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任何一方能置身事外,连站在道德立场的同盟国在战后处理艺术品的归还工作时,也没能抵挡住诱惑,他们无不在公、在私地用尽手段,从特别任务的收藏中捞取好处,土耳其甚至还冒认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文物。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利用一份财产目录,首次精确地分析了希特勒及其代理人的收藏计划。一份遗物清单显示,191件收藏品在1945年后不翼而飞,本书所附的图片就是它们最后的身影。

希特勒收藏的画品所展示的内容,着重表达了他的艺术观点。风景的描绘、准确再现置于情感丰富场景中的人的面孔,以及军事斗争中动人的时刻,这些都是通俗易懂的题材,像古典神话那样鲜明易懂,不需要为了理解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意思而具备背景知识。希特勒喜欢的画面内容,对广泛的大众而言是第一眼就可接受的。”这也导致表现主义的作品由于希特勒的个人厌恶,成为向外排卖,换取自然主义画作的媒介,反而促进了美国表现主义画作的收藏与创作。

对于博物馆人来说,本书涉及到了如下议题(1)博物馆藏品的归还问题,是归还给个人还是国家?(2)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民族国家意识:博物馆也可以视为是低调的国家理念宣传,第三帝国博物馆自然写实的作品其实是希特勒美好雅利安人生活的反映,博物馆在今天依旧发挥着这种作用,法门寺博物馆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基地,这是不论博物馆发展与建设再现代化与科技化都不能消解的任务。(3)博物馆收藏带来的藏平交换与作品创作的反向动力,表现主义的作品由于希特勒的个人厌恶,成为向外排卖,换取自然主义画作的媒介,反而促进了美国表现主义画作的收藏与创作。

讨论议题:结合法门寺谈佛教去商业化

《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

  近年来,佛教道教发展总体平稳,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中,投资建造、承包经营寺庙宫观等商业化问题最为社会所关注。商业化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佛教道教的健康传承发展,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引发权力寻租、灰色交易等腐败行为。

  《意见》制定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听取各地及相关部门意见,明确政策界限,落实工作责任,针对佛教道教领域商业化问题的主要表现,从10个方面提出治理的具体举措。

  一是明确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非营利性质,严禁商业资本介入佛教道教,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投资或承包经营佛教道教场所。

  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假借佛教道教名义开展活动、谋取利益,以佛教道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景区,不得利用佛教道教活动场所收取高价门票,从严控制兴建佛教道教主题内容的文化景区。

  三是继续整治滥塑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投资修建或承包经营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严禁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四是规范烧香、放生活动,引导信教群众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

  五是依法加强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级以上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和宗教事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

  六是规范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经营活动,经营活动的收益用于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自养及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

  七是加强佛教道教团体和场所财务监督管理。佛教道教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税收、资产、会计制度,开设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八是引导佛教道教界正确认识和处理商业化问题,深化教风建设,抵制商业逐利和奢靡之风,杜绝教职人员直接参与商贸活动、为商业活动站台等行为。

  九是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要求各级党政干部严守政策法规红线,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促进旅游和繁荣文化名义助长宗教热,严禁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从宗教事务中谋取利益。

  十是依法依规处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各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运用舆论力量推动治理工作。

《意见》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维护佛教道教界合法权益,确保佛教道教健康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陈锦航:这个《意见》仅仅是指导意见,它不像军队商业化的治理是一刀切的硬规定,也不仅仅说意见出台就会逐步改善。从佛教和法门寺而言,布施供养本就是宗教行为,信众愿意捐赠,法门寺寺院按照宗教法规行事,和中国传统的佛教财产是属于僧众群体而不是个人的,法门寺寺院按照这一规定来看,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景区整体则不然,那么到底该怎么在我们这个地界上,去更好的回应这一《意见》,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1:游有所值:从消费角度和旅游角度讲,法门寺整个景区应该让游人游有所值,游客可不管这三家单位分立的现实,在它们看来这是一个整体游览,与信仰消费活动。从信仰消费角度看,当消费者感到没有满足相应的消费预期时,就会有过度商业化的认识。景区出口过长的商铺、还有素斋的性价比都会有负面的消费体验。我们博物馆加强展览建设,是让游人提升体验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2:供养财务公开:在合十舍利塔存在的现状前提下,真身舍利供养的财政状况应当透明公开化,供养财务应当有一部分用于佛事相关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的支出,真身舍利的供养财务寺院应当有使用监督权,毕竟真身舍利乃佛家圣物,这点对寺院而言也是类似,这就涉及到佛教商业化的第二个问题点,佛教与社会的畸形关系。

3:佛教与社会的畸形关系:佛教商业化在中国的问题根源从宏观而言是佛教与社会关系畸形,社会对与佛教输入多,但是佛教对于社会输出少,寺院多关注信众信仰生活也无可厚非,但是这就导致了一般社会大众对与佛教的误解,僧人很有钱,寺院很有钱,但是我们知道寺院有钱并不意味着僧人有钱。台湾做的好就是因为处理好了这一问题,佛教可以有益于社会,佛教出面做社会公益。但是我国的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宗教的社会参与,那么如何戴着枷锁跳舞?民国有庙产兴学,佛教可以不出面做公益,但是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捐给法定的慈善公益机构让它们做,这从另一面上说是要遏制地方政府向寺院的随机硬性公益摊派。财务、公益合理化管理。

 

姚浩杰:唐代经济中心南移下的南方金银器崛起

 

无论考古发现抑或史籍记载,都证明8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前期,金银器制作以西安、洛阳为中心,主要由中央官府控制生产,金银制品的统一性很强,代表着正统风格。但到了唐代中期后,在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金银器制作蓬勃发展,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与原有的中原北方金银器并驾齐驱甚至取而代之的地步。

例如法门寺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代金银器——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此器通高14.5厘米,口径46厘米,系浇制成形,鎏金纹饰。盆壁饰团花,花内有鸳鸯立于莲花之上,盆底也有一对鸳鸯。造型典雅、纹饰精美、制作工艺复杂,尤其盆地外沿錾刻有“浙西”二字,说明此盆为浙西地方官(当时唐有浙西观察使,今江苏镇江市)献给皇家的贡品,应是当时以制造金银器闻名的镇江地区的作品,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堪称“国宝”。

唐代金银器的发现大多有这样一个特点,即:8世纪中叶以前的制品主要出土于西北和中原地区,南方地区的同类遗物很少发现,8世纪中叶以后的金银制品,则在南方地区有大量发现,如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银器950余件,浙江长兴县下梓桥出土银器100余件,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是迄今所知唐代银器在南方最重要的三次发现,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塔基地宫发现的唐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瘗埋的4件金棺、银椁亦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唐代中后期西北中原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也有不少可以肯定是属于南方制造的,如陕西耀县背阴村窖藏出土“盐铁使、浙西观察使敬晦进”葵花形银盘、西安北郊坑底寨窖藏出土“越州刺史、浙东道观察使裴肃进”双凤纹银盘、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窖藏出土“洪州刺史充江南道观察使李勉进”圆形银盘、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窖藏出土“宜州刺史、宜歙州观察使刘赞进”葵花形银盘、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出土“桂管臣李杆进”银笼子以及“浙西”款双狮纹银盒与鎏金银盆等。这些器物从刻铭中的人名、地名和官衔上看,大都属在南方任职的官员的进奉之物,应当都是当地产品,特别是刘赞任职的宜州和李杆任职的桂州,更是唐代著名的上贡银器的地方。

以上大致列举了8世纪中叶以后生产的南方金银器,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总数不过1500余件,而上述可以确定制造于南方的产品,已达1200余件。又据文献记载,有唐一代贡金银器的5处地点如淮南道扬州、江南西道宜州、剑南道绵州、岭南道桂州、贵州,全都属南方地区。那么,唐代晚期南方金银器如此兴盛,其中奥秘何在呢?

首先,南方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金银矿源。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所载,当时全国产、贡金的州府有70处,而南方就占了54处;全国产、贡银的州府有67处,南方更是达到了62处。可见,唐代的金银矿产主要分布在南方。白居易曾有诗云:“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沙复凿石,矻矻无冬春。”可见除了优越的矿产资源外,巨大的采掘能力同样是南方金银器兴起的重要因素。另据《新唐书·地理志》扬州条,土贡中最先列出的就是金银,可见扬州其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集散地。

其次,唐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了金银工艺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元气大伤。而南方由于远离战火,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徙,使南方劳动力显著增加,促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南方农业和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以致出现“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从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以北方为重心的时代结束了,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南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金银器的制作也随之由北向南转移,正是顺乎自然的发展结果。

第三,统治者对金银器的需求刺激了金细工艺的发展。唐代晚期,政治腐败,皇室贵族穷奢极欲,常常向地方宣索大量金银器,如唐敬宗时就曾两次向润州宣索银妆具两万余两。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为了邀恩取宠、加官晋爵,更是不惜采用“割留常赋”“增敛百姓”的手段,以“羡余”“月进”“日进”等名目不断供奉金银器。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宣索或自下而上的进奉,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南方金银器向着更高产、更高档的层面发展。

第四,朝廷对金银制造业的改革有利于南方金银器的迅速崛起。“安史之乱”以后,以金银作坊院为代表的官营金银器作坊已经日趋衰落,朝廷穷则思变,开禁金银矿山的采掘,“令百姓任便采取”,朝廷只征收“什二”税银,且“不得令酋豪及官吏影占侵扰”。矿产经营的合法化,使得私营采掘业的矿主,除了上交朝廷的部分之外,还取得了对金银制品一定的支配权,因而能够源源不断地给金银器私营手工业输送所需要的原料。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制造业的崛起,还表现在成就了足以与唐代前期金银异域形貌相颉颃、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在装饰上,唐代晚期的南方金银器惯以纤细、平行、短促的“碎线”来表现缠枝花鸟纹、绥带纹和团花纹。缠枝花鸟缠绕呼应,绥带飘逸修长,两者已呈逐渐合流的趋势。团花纹从折枝花脱胎而出,形成丰满圆润的图案,其具体纹样远较唐代前期丰富。如丹徒丁卯桥窖藏银器,其装饰纹样以多达50余种,这正是南方金银器作坊的能工巧匠融会贯通、辛勤劳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晚期南方金银器的崛起,在深层次里,未尝不是唐人的民族心态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和涵养中的迸发和张扬。

 

张正雄:博物馆与文化创新

 

 

(对时代环境的认识)目前的中国已经开始从模仿欧美的技术、文化及制度的范式中逐步脱离,这一追随和模仿的过程如果从1840年算起,已经持续了178年,接近两个世纪。随着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正在逐步彰显。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大力提倡创新,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很多领域已经没有让中国人以高度的热情去追随和模仿的对象了,甚至于自己已经成为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出现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这样便很快会被其他国家超越,并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另一种选择是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将其他国家甩开一大截。当然如果选择了前者中国可能会出现类似于苏联后期的迅速衰落现象,而如果选择后者,中国真正走向强盛可能得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主要由创新的速度和质量决定其发展水平。

(文创对博物馆的重要性)文化创新是所有创新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新时代对博物馆人而言只有抓住文化领域的创新才能真正凸显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尤其是像法门寺博物馆这样藏品数量相对较少的专题性博物馆,要想形成一定影响力,更应注重文化创新。习总所说的要让博物馆的藏品活起来,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去,滋养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观念是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

(博物馆文化创新的现状估计)就我个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总体来看中国博物馆行业在文化创新领域的发展应该处在初级水平,不少公有性质的博物馆甚至还在观望等待,没有实质性行动。从创新方向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简单复制类。例如荐福寺(小雁塔)里面的拓片制作。秦兵马俑博物院的兵马俑模型制作,唐墓出土的三彩人物造型等等。2、初步加工类。例如将秦砖汉瓦或古代钱币上的“长乐未央”、“天子万年”等一些吉祥文字复制在钢笔、笔袋等文化用品上。3、艺术装饰类。这一类产品中的创新元素超过前边两种,是将部分本身比较精美的文物融合现代技术元素,以现代人的审美品位增加一些构建。比如水晶仿制的青铜马车。造型是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青铜马车,比例缩小,采用水晶或高档塑料材料制作,并增加音响效果。4、实用类产品。比如古代服装鞋帽制品的形制、图案等为现代服装设计师提供了灵感,这些古代元素经过服装设计师的加工之后重新引领潮流。5、研究成果。通过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发掘整理藏品潜在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挑选精要,结集出版。这些成果由于有实物佐证,独居地域或行业特色,与一般的文献资料相比其价值更胜一筹。法门寺博物馆门口的商店也有不少类似的书籍,但根据观察销量一般。原因值得深思。初步估计,一是这些书籍的研究形成分相对不足,多数是就文物论文物,没有把文物放到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双重维度去考量和解读;二是缺乏对大众接受心理的考虑,很多书目的出版并没有考虑到普通大众的兴趣点,缺乏趣味性。如果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此类研究性成果应该会有比较好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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